一
姜万山在县城送水，桶装的，十九升一桶。
一天四十来桶，好的时候六十。三轮车后斗能装十二桶，装满了车头会翘，下坡要捏着闸慢慢溜。这活儿他干了十四年，之前在砖厂，砖厂倒了。
他六十。同行里数他岁数大。老板留他是因为他记得住——这县城两千多个订水的门牌他不用看单子，报个电话尾号他就知道是哪家、几楼、要不要抬上去、家里有没有狗。
他一个人住。没结过婚。年轻时候有过一个，姑娘家里嫌他没个正经单位，事情黄了；后来又有人给介绍过两回，头一回他没去，第二回去了，吃了顿饭，回来以后两边都没再提。
这事他从来不觉得是个事。一个人吃饭省事，一个人睡觉省事，一个人病了自己去医院——他五十三岁那年阑尾炎，凌晨两点自己骑三轮到医院挂的急诊，手续自己办，第二天下午自己出的院。护士问他家属呢，他说在外地。
那个"在外地"是随口说的。护士也没追问。
他住在城南一栋老楼的三楼，一室一厅，租的，一个月四百二。
屋里东西不多。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折叠桌，一台看新闻用的电视。窗台上摆着两盆不知道什么品种的绿植，是前一任房客留下的，他一直没扔，浇水浇了十四年，长得很旺。
厨房里有一个碗柜。碗柜里八只碗，都是一样的，白瓷，边上一圈蓝线。
他每天做饭摆两副。
一副在他面前，一副在东边。菜也摆两双筷子够得着的位置——他做菜从来不摆在正中间，是摆在两副碗筷之间偏一点的地方，这样两边都能夹到。
这个摆法他做了三十年，做到不用想。
这个习惯是他妈留下的。
他小时候家里吃饭永远多摆一副，碗、筷、勺，摆在东边那个位置，没人坐。他问过一回，他妈说以前家里人多，手改不过来。
他妈九十年代走的。走了以后他一个人吃饭，也摆两副。
摆了三十年。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就跟有人吃饭要放筷架、有人喝汤要用勺一样。有一年他一个工友来家里喝酒，看见对面那副碗筷问了一句这是给谁的，他说没给谁。工友哦了一声，也没再问，两个人接着喝。
那顿酒喝到夜里两点。第二天那个工友回了老家，后来再没联系过。
县城不大，一条河把它分成南北。
南边是老城，房子矮，街窄，白天有集，晚上八点以后没人；北边是这些年新盖的，楼高，路宽，晚上亮得刺眼。中间三座桥，最老那座是石头的，两头有石狮子，狮子的脸已经磨平了，看不出五官。
他送水两边都跑。北边楼高电梯多，一趟能送十几家；南边楼旧没电梯，一桶水扛上五楼，一天下来腿是抖的。
老板问过他要不要只跑北边。
他说都行。
他这个人对活儿没什么挑的。冬天扛水手会裂口子，夏天一天出三四身汗，遇上没电梯的老楼一天要爬两百来层台阶，这些他从来没抱怨过——倒不是因为他能吃苦，是因为他想不出抱怨了能怎么样。
他有一件外套。
军绿色的，不是现在市面上那种仿的，是真的老料子，厚，硬，穿在身上有分量。领子磨得起了毛，右边袖口内侧有一块补丁，缝的是回字针——一圈一圈套着往里走，现在没人这么缝了。左边第二个扣子跟其余的不一样，颜色深一号，是后配的。
这件衣服他不知道是哪来的。
他记事起家里就有。他妈说是他爹的，他爹他没见过。他二十来岁开始穿，穿到现在，四十来年。
中间它丢过。
丢过三回。
第一回是八四年，他十八，在汽车站过夜，早上起来衣服不在了。第二回是九九年，他三十三，在工地上脱下来搭在架子上，收工找不着。第三回是二〇一六年，他五十，具体怎么丢的他想不起来。
三回它都回来了。
一件衣服丢了三次、隔三个月、隔半年、隔一夜自己回来三次，这种事你要是跟人讲，人家第一句话一定是"你自己记错了"，第二句话是"那不挺好的吗"，第三句话就换话题了——他试过一次，就是这个流程。
三回它都回来了。
第一回是三个月后，他在自己家的柜子里翻出来的。第二回是半年后，工头拿给他的，说是有人捡了送到工地传达室。第三回没人给他，某天早上他醒来，衣服搭在椅背上。
这件事他跟人提过一次，那人说你自己忘了搁哪了呗。
他说也是。
他后来再没提过。一个六十岁的人跟人讲自己的衣服自己会回来，讲一次就够了。
一张纸，折了四折，纸很脆，折痕处已经开了两道口。
它缝在一件军绿色外套的内衬里，靠右侧腋下的位置，缝的针脚很密，不拆开看不出来。
纸上写着三个日子，竖排，钢笔：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二日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底下还有一行，墨色比上面三行新：
二〇二六年九月廿一
二
她第一次拿到那件衣服，是一九八四年冬天。
那年她十九，在县城汽车站过夜。她要去省城，车是第二天早上六点半的，她不敢住旅社——住一晚三块，她全身上下十七块八。
候车厅四点清场。工作人员从这头往那头赶，赶人的时候不看人，只用手电往地上照，照到谁谁就得站起来。
外头零下六度。
站场外那一排水泥台阶背风，已经坐了七八个人。她挑了最边上的位置坐下，把包抱在怀里，两只脚往里收，收到能收的极限。
风是从站场那边一阵一阵过来的，中间隔着差不多的工夫。风来的时候她把脸埋进膝盖，风过去了再抬起来。
她那时候想的不是冷。她想的是省城那个厂子会不会要她——她没有介绍信，只有一个地址，是她表姐半年前捎回来的。
那个地址写在一张烟盒纸的背面，她抄了三遍：一遍在纸上，一遍在笔记本的第一页，一遍背下来。她怕纸丢。
她还想着家里。她走的时候她妈没送，她爸送到村口，站着看她上了拖拉机。她爸那天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褂子，站在路边越来越小，她一直看到看不见。
她十九岁，长这么大没出过县。
三点多的时候有人在她旁边坐下了。
她抬头看了一眼。一个男的，年轻，二十不到的样子，穿一件军绿色的外套，手上没提东西。
他坐了大概两分钟，站起来，把外套脱下来递给她。
"明天早上还我，"他说，"就在这儿等。"
她没接。
她那个年纪的女孩，半夜里有个陌生男人给她递衣服，她第一反应是往后躲。
那人没坚持，把衣服放在她旁边的台阶上，走了。走得很快，往站场那个方向，绕过去就看不见了。
她盯着那件衣服看了很久。
台阶上另外那七八个人有的睡着了，有的在抽烟。有一个老头一直在咳，咳一阵歇一阵。没有人看她这边。
后来她还是拿起来盖上了。她那时候已经开始发抖，抖得停不下来，牙齿在打架。
盖上以后暖过来大概用了二十分钟。暖过来她才发觉自己脚上没有知觉了，动了动脚趾，动不了，又过了半个钟头才有感觉。
那件衣服很厚，也很重，压在身上像压着一床被子。她后来这一辈子对"暖和"这个词的第一反应，一直是那一夜台阶上的那二十分钟。
天亮以后她在那儿等到中午。
十一点半的时候站里的人开始多了，卖早点的收摊了，太阳出来了。她把衣服叠好抱在怀里，坐在同一级台阶上，看着来往的每一个人。
没有人来。
她误了六点半那趟车，改坐了下午两点的。上车之前她把衣服交给站里的值班员，说有人落在这儿了，麻烦帮着放一下。
值班员问她那人叫什么。
她说不知道。
值班员说那我怎么给。
她说他会来的。
值班员是个四十来岁的女的，看了她一眼，把衣服接过去搭在椅背上，说行吧，放这儿。
她走出候车厅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件衣服搭在椅背上，袖子垂下来，快挨着地。
后来她想过很多回：那个值班员到底给没给。
这个问题没法回答。她那天下午两点上了车，到省城是夜里，第二天去了那个厂，厂子要她，她在那儿干了六年。
她没有回过那个汽车站。
那年冬天她十九。
她是九月生的，那年九月刚过完生日。她记得那天她一个人在宿舍吃了两个鸡蛋。
关于这件事她只记得两样：外套上有一股很浓的煤味，还有右边袖口内侧那块补丁——她盖着的时候手正好搭在那儿，摸了一夜。
一圈一圈的针脚，套着往里走。
那种缝法她奶奶会。她小时候看奶奶补过——针脚一圈一圈往里收，收到最后打一个看不见的结。奶奶说这样补的地方比原来还结实。
她后来自己也学过，学了几回没学会，就放下了。等她想再学的时候奶奶已经——
那年她十九。她抱着那件衣服在车站坐了一上午，等的是一个她连脸都没看清的人。
三
姜万山家里有一个龟壳。
手掌那么大，背甲的纹路被摸得发亮，边上磕掉过一小块。他爹留下的——准确说，是他妈从一个铁盒子里拿出来给他的，说这是你爹的东西。
他不会用。他连怎么摇都是后来听人说的：铜钱三枚放进去，捂住口，摇六次，一次落一个爻。
他没给自己算过。他连铜钱都没有。
有一年他在旧货市场看见有卖的，三块钱三枚，做旧的。他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了。做旧的东西他不喜欢——干他这行的，每天摸真东西：真的水、真的桶、真的楼梯，一个东西是不是真的他上手就知道。
那三枚铜钱他后来又去看过一次，摊主换人了，没有了。
那个壳他一直放在衣柜最上层，跟户口本、房租收据、几张老照片放在一起。
有一年他搬家，收拾东西的时候顺手摇了一下。
三下。里头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可他摇的时候听见三下。
他当时以为是壳自己碰到什么了，翻过来看了看，什么都没有。
后来他每回收拾衣柜都要摇一下。这个动作没什么意思，就是顺手，跟人路过一扇门要拍一下门框差不多。
摇了十几年，一直是三下。
前年春天他摇了一下，四下。
多出来那一下比前三下轻，也更闷。
他又摇了几次，还是四下。他把壳翻过来对着灯看，里面还是空的。他拿手指伸进去掏，掏出来一点灰。
那天他摇了大概二十分钟，摇到手酸。
第四下每回都在同一个位置——不是最后，是在他手腕刚要动、还没动起来的那一瞬。
这件事他没跟人说。
不是怕人笑话。是他找不到一个说的场合——你跟谁说，说什么，说完了对方问你然后呢，你怎么答。
他把壳放回去，关上柜门。
后来他还是每回收拾都摇一下。一直是四下。
他数过一次前三下之间的间隔，用手机掐的表。三下之间是均匀的。第四下不在这个节奏里——它不属于这三下，它是另外加进来的。
这句话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没跟谁核对过。
送水这行有一件事外人不知道：你会知道很多人家的事。
一个月上一次门，一年十二次，十四年就是一百多次。谁家添了孩子，谁家老人走了，谁家夫妻俩分开了——你不用问，你从门口的鞋、屋里的味道、开门的人的脸上就能看出来。
他从来不问。这是他的规矩。
规矩是自己定的，也没人管他。可这行干久了你会明白：你每个月进一次别人的家门，你看见的那些东西不是给你看的，是人家过日子过出来的，你多问一句就等于把手伸进去了。
有一年一个新来的小伙子跟着他跑，进门就问人家阿姨您儿子结婚了没。人家笑着答了，转过身脸就沉下来。那个月那户人家退了订。
他跟小伙子说了一句：咱们是送水的。
小伙子说我知道啊。
他说那就行。他也没多讲。
有一户人家他送了十一年。头几年开门的是个男的，后来换成女的，再后来女的开门的时候他看见客厅摆着照片和白花。那个月的水她照订，他照送，两个人一句多话没有。
第二年清明前后她开门，多说了一句：师傅，往后每个月加一桶。
他说好。
他没问加的那一桶是给谁的。
九月里他跑北边一栋楼，十六层。
那天电梯坏了，他扛着水从消防楼梯走。走到八楼歇了一下，靠着墙喘气。
楼梯间的窗户是坏的，一扇玻璃碎了半边，风从那儿灌进来。他站在那儿吹了一会儿，觉得舒服，就多站了两分钟。
从那扇窗户往外看，正好能看见河，和河对岸的老城。
老城那一片是灰的，屋顶挨着屋顶，中间偶尔有一棵树。太阳斜着照过来，能看见有几家屋顶上晒着东西。
他看了一会儿，扛起水接着走。
那天他一共送了五十三桶。晚上回到家腿是抖的，他坐在床沿上缓了十分钟才去做饭。
做的是面。他一个人的时候多半吃面，快，省事。煮面的时候他习惯多下一把——多下的那一把煮好了盛在东边那只碗里，坨了也不管。
第二天早上倒掉，洗碗。这个他做了三十年，从来没觉得浪费。
四
第二次是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二。
那年她三十四，在县城一个工地上做后勤——管仓库，兼给工人烧水。她男人前一年跟人跑了，孩子跟着婆家，她一个人从省城回了老家。
那天下午三点多，她去仓库那边点货。
工地上出事是没有预兆的。
塌的是南边那一段脚手架，六层高，钢管连着扣件一起下来。她当时在架子底下走，听见头顶上响了一声，只来得及往前跨了半步。
她后来听人说她被埋了大概两分钟。
两分钟这个数是工地上另一个女工说的。那个女工姓刁，跟她一个宿舍，那天在食堂门口，眼看着架子塌下来。刁姐后来跟她说：我数着的，我就在那儿数着。
她问数什么。
刁姐说不知道，就是数。人吓着了会做这种事。
她记得的部分是：先是灰，很大，什么都看不见；然后是疼，疼在右边肩膀和后背；再然后是有人在喊。
她没昏过去。她一直是醒着的，只是动不了。
有人把她拖出来，拖到路边，让她平躺。有人喊叫救护车。有人在数她身上有几处出血。
有一个人给她披了一件衣服。
那时候是七月，三十几度，工地上晒得地皮发烫。她躺在路边，浑身是土，身上盖了一件厚外套。
她当时心里想的是：这么热盖什么衣服。
后来医生跟她说，那是对的。人受了那种伤会失温，越是热天越容易出事。
她在医院躺了十九天。
那十九天里刁姐来了七回，每回都带东西：一次是煮鸡蛋，一次是苹果，一次是一双拖鞋——她住院的时候脚上还是工地的胶鞋，刁姐看不下去，从街上买了双三块钱的塑料拖鞋。
出院以后她跟刁姐还联系过两年，后来刁姐回了老家，断了。
那双塑料拖鞋她穿到了断带子，断了以后还拿铁丝穿上又穿了一阵。
肋骨断了三根，右肩胛骨骨裂，肺挫伤。医生说你运气好，钢管从你右边下来，要是偏三十公分，命就没了。
出院那天她在护士站问：救我那些人里，有个给我披衣服的，你们知道是谁吗。
护士摇头。
她后来找到工头。工头说班组名单他有，那天进场的十九个人他都认得，没有一个跟她描述的对得上。
工头说：你那时候脑子不清楚，记岔了很正常。
她说可能是。
她那时候躺在病床上，右边身子不能动，说话要小口小口地换气，她看着工头站在床尾那副为难的样子，忽然觉得再问下去是给人添麻烦——一个工头要为一个不在名单上的人负什么责，她说不清，工头大概也说不清，两个人就这么把这件事放下了。
那件外套一直在她手里。
从医院带回来的，跟她那天穿的衣服一起装在一个塑料袋里，袋子上写着病床号。
她洗了三遍才把土洗干净。晾的时候她把它挂在窗口那根绳上，看着它。
军绿色，老料子，领子起毛。
右边袖口内侧一块补丁，缝的是回字针，一圈一圈套着往里走。
左边第二个扣子颜色深一号。
她坐在窗口看了一下午。
那是七月末，太阳从西边过来，把那件挂在绳上的外套照得发亮，绿色变成一种很浅的、几乎发白的绿。风一来它就晃，晃的时候袖子会摆。
她看着看着睡着了一会儿，醒过来太阳已经偏了，衣服干了。
她起来把它收下来，抱在怀里，那种老料子干了以后有一点点扎手。
她三十四岁那年做的事情不多。出院以后她在县里找了个打杂的活儿，一个月三百二。她没再嫁。孩子每年来看她两回，来了住一晚，第二天走。
她把那件外套洗干净，叠好，收在柜子最底下，压在冬天的被子底下。
她想过要还。
可她还给谁。
她在这个县城住了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里她走在街上会看人。看穿军绿外套的男人——年纪对不上也看，穿别的颜色也看。她自己知道这个习惯没道理，可她改不了。
有一年她在菜市场看见一个背影，追出去两条街，追上了，是个卖鱼的。
那人回过头问她干什么。
她说认错人了。
那件衣服在柜子底下压了十七年。
十七年里她拿出来看过大概七八回。每回都是冬天换被子的时候顺手翻到，翻到了就摊开看一会儿，再叠回去。
它一直没坏。
军绿的料子是耐穿，可十七年不见天日的衣服总该有点霉、有点脆、有点掉色。
它没有。
它跟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二那天她盖在身上的时候一模一样。
五
姜万山有一把伞。
黑的，木柄，八根伞骨，其中一根断过，用铜丝绑着接上。
这把伞是二〇一九年冬天出现在他家门口的。他早上出门看见靠在门框边上，以为是邻居落下的，敲了两家门，都说不是。他就拿进屋放着。
后来他试过好几次把它处理掉。
第一回他放在楼下的信报箱旁边，压了张纸条写"谁的伞"。三天没人拿。第四天早上下雨，他下楼，伞在他家门口。
第二回他捐了。县里小学募集雨具，他连着几把便宜伞一起装了个箱送过去。
开学第二个月，他送水到南边一户人家，出来的时候看见自己三轮车的后斗里靠着一把伞。
黑的，木柄，八根伞骨，一根用铜丝绑着。
第三回他没扔，他把它放在衣柜里，跟龟壳放在一起。
他从来不用它。
下雨他穿雨衣——送水的人打不了伞，两只手都占着。他那件雨衣是黄的，塑料的，二十八块，穿三年就得换，因为肩膀那儿总是先破。
他这十四年换过五件雨衣。旧的他不扔，剪开做成盖三轮车的布，剪得方方正正，四角穿绳。现在车上那块就是。
有一天他闲着，把它撑开检查了一下，想看看伞面有没有霉。
伞面靠边那一圈有磨损。
一整圈，磨得起了毛，纤维都翻出来了。
那种磨损他认得。是长期撑着走路，伞沿蹭在衣服的肩膀上磨出来的——一个人撑着伞走路，肩膀总在同一个高度顶着伞沿，走上几年就磨成这样。
他把伞撑开举在手里，看那圈磨损落在哪儿。
不在他肩膀的高度。
高出去大概十公分。
他试着把伞举低一点，让磨损那圈对上自己的肩——手臂就得弯着，那个姿势没人能撑着走路。
他把伞收了。
收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一个可能——如果这圈磨损不是撑伞的人磨的，而是——
他把伞靠在墙角，去做饭了。
那天他下楼，在楼道口碰上五楼的小伙子。
他把伞递过去，说你试试。
小伙子莫名其妙地撑开举着。那小伙比他高半头，磨损那圈落在他耳朵那儿。
也不对。
他上楼又去敲了一楼老太太的门。老太太比他矮一大截，磨损那圈在她头顶上头。
老太太问他这是干什么。
他说没什么，我看看伞。
老太太说这伞好，木头把儿的，现在没有了。她拿在手里翻了两下，说你要是不用给我吧。
他愣了一下，说行啊。
老太太又翻了两下，然后递还给他，说算了，我家里伞多。
十月里他去了一趟老城的一个小庙。
不是去求什么，是那天顺路送水到庙隔壁，送完了看见庙门开着，就进去了。
庙里有个算命的，姓凌，摆个小摊在偏殿门口，一张折叠桌，一块布，布上写"六爻"。
姜万山从没算过卦。他坐下是因为凌先生跟他说了一句话。
凌先生说：你这个人，身上带东西。
他坐下了。
凌先生让他报了个时辰，摇了六次。摇完凌先生在纸上画了六道，边画边在旁边标字。
标的是六个：青龙、朱雀、勾陈、螣蛇、白虎、玄武。
凌先生标完看了一会儿，说：白虎在五爻。
姜万山说这是什么意思。
凌先生说：不好说。
他后来又去过两回。
第二回是十一月，第三回是转年的三月。都是顺路，都是坐下摇一遍。
第二回凌先生标完停了一下，说：白虎在五爻。
第三回也是。
第三回他问了：这个能老是一样吗。
凌先生说不能。他说六神是照当天的天干起头的，天干每天不一样，起头就不一样，往下排六个位置也就跟着挪。
"三回都在五爻？"姜万山说。
"三回都在五爻。"凌先生说。
他把笔放下了，把那张纸推到一边，没有再往下说，也没有收他的钱。
姜万山把钱放在桌上，凌先生推回来。
推了两回，姜万山就收起来了。
出庙门的时候天阴着。
他推着空的三轮车往回走，走到石头桥上停了一下。
桥两头的石狮子脸都磨平了。他小时候还能看出鼻子和眼睛，现在看不出了。
小时候他跟一帮孩子在这桥上玩，玩的是爬狮子——从底座爬到头顶，谁先上去谁赢。那时候狮子还有鼻子，鼻子是最好的抓手。现在那个地方是平的，手放上去打滑，就算他还爬得动也上不去了。
河水那阵子很浅，露着河床，几只白鹭站在水里不动。
他站着看了一会儿，接着走了。
六
第三次是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那年她五十一。
那天她在自家楼下的地下室里烧炭。
不是要做什么——那个地下室是她租的，做仓库用，堆着她收的旧衣服。她在县城收旧衣服，收来分拣，好的卖给二手商，差的卖给做拖把的，一斤几毛钱。
十二月冷，地下室没有暖气。她搬了个炭盆下去，点着了，一边烤火一边分拣。
地下室有个通风口，很小，在墙顶上，她从来没在意过。
她后来知道那叫一氧化碳。
她当时的感觉是困。她想歇一会儿，就靠在旧衣服堆上，一靠就不想动了。
她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自己想着"再坐两分钟"。
醒过来是在医院。
医生说是过路的人发现的。地下室的门开着，有人经过看见她躺在里头，进去把她拖出来，拖到外头马路边上，然后叫了救护车。
她问那个人呢。
医生说走了。
她住了六天院。
六天里她一直在想那个"过路的人"。医生说的是"有人经过看见"，可她那个地下室在楼后头，门朝着一条堆杂物的死巷，那条巷子除了收废品的没人走。
她问过邻居。三楼老张说那天他一天没出门。一楼开小卖部的说没注意。
她也问过收废品的老周头。老周头说那天他没来这一片。
出院那天她儿子来接她。她儿子那年二十七，在市里做销售，一年回来两三趟。
在车上她跟儿子说了地下室的事。她说妈以后不用炭盆了。
她儿子说那你早干嘛去了。
她说是。
她儿子送她到楼下，说要赶回去，晚上有事。
她说你上去坐坐。
她儿子说下回吧。
她说好。
她自己上了楼，开门，把包放下。
屋里六天没人，一股关久了的味道。她先去把窗户打开，开完转身要去厨房烧水。
转身的时候她看见沙发。
沙发上搭着一件军绿色的外套。
她没有立刻过去。
她在门口站了大概半分钟。屋里没开灯，十二月下午四点多，天已经开始暗了，那件衣服在沙发上是一个更暗的形状。
后来她走过去，把它拿起来。
领子起毛。右边袖口内侧一块补丁，回字针。左边第二个扣子颜色深一号。
她转身去卧室，打开柜子，把最底下那床被子搬开。
那件衣服还在那儿。
两件。一模一样的两件。
她把它们并排摊在床上。
摊开了看，还是一模一样。补丁的位置一样，针脚的圈数一样——她数了，都是十一圈。扣子的颜色深浅一样。领子起毛的程度一样。
只有一处不同：沙发上拿的那件，右边下摆有一小块深色的印子，摸上去发硬。
她凑近闻了闻。
煤味。
她在床边坐了很久。
那天晚上她没吃饭。她把两件衣服叠好，一件放回柜子底下，另一件抱在怀里坐在床上，坐到夜里十一点多。
十一点多的时候她摸到内衬里有个硬的东西。
靠右侧腋下的位置，指甲盖大，硌手。
她起来找了剪刀。拆的时候她的手很稳——她这些年拆旧衣服拆得多，一件衣服哪儿有线、怎么拆最快，她比谁都清楚。
她拆了七八针。
掏出来一张纸，折了四折，纸很脆。
她把纸展开，展到一半沿着折痕裂了一道。
上面三个日子，竖排，钢笔。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日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二日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第一个是她十九岁那年在汽车站的那一夜。
第二个是工地。
第三个是六天前。
底下还有一行，墨色比上面三行新。
二〇二六年九月廿一
那年是二〇一六。
她把那张纸铺在床头柜上，用一本书压住四个角，坐在床边看。
十年。
她算了一下那年她多大：六十一。
她在心里把这个数过了一遍，没什么感觉。六十一岁这件事离她还很远，远得像别人的事。
那天夜里她睡得很沉，什么梦也没做。
七
二〇二六年九月廿一，星期一。
姜万山那天六点起的床。
九月的早上已经有点凉了，他穿了那件军绿外套出门。这件衣服他一年里穿的时间不长，夏天太热，冬天太薄，只有换季那阵子合适。
他先去公司装水，装了十二桶，出发的时候七点二十。
那天他的单子排得满。上午北边八家，下午南边十一家，中间在河边一个面馆吃了碗面。
面馆在老桥南头，开了很多年。老板认得他，不用点，坐下就下面。
他吃到一半，外头下起雨来。
不大，是那种九月的、下一阵停一阵的雨。他吃完面在檐下站了会儿，看雨。
雨里的老城比平时更灰。屋顶上晒的东西没人来收，湿了一片。
他想起三轮车上没盖雨布，赶紧过去拿。
拿雨布的时候他看见后斗里靠着那把伞。
黑的，木柄，八根伞骨，一根用铜丝绑着。
他不记得自己带了。
他把伞拿起来看了看，靠回原处，盖上雨布，骑上车往南边去了。
下午四点多他送完了。
回公司的路上要过老桥。他到桥中间的时候雨停了，太阳从云缝里出来一点，把湿的桥面照得发亮。
桥两头的石狮子还是那个样子，脸磨平了。
他在桥上停了停，把外套脱下来搭在车把上——骑了一天出汗了，脱下来凉快。
脱的时候他觉出右手腕上有点痒。他撸起袖子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
他推着车过了桥。
同一天下午四点多。
她在河北边一家医院。
她那天去做检查。上个月体检查出来肺上有个东西，医生让她再来做个增强 CT。
做完出来是三点半。报告要过两天才出。
她没有直接回家。
她走到河边，沿着河往南走。她想走到老桥那儿，从老桥过去回老城。
她那天带了那件衣服。
不是穿着——九月还热，她把它装在一个布袋里，抱在怀里。她也说不上为什么要带。她那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见它挂在椅背上，就装上了。
十年了。自从她拆开那张纸，那件衣服她一直挂在卧室的椅背上，没再收进柜子。
她走到河边的时候下起雨来。
她没带伞。她站在一棵树底下等，等了大概十分钟。
雨停了。太阳出来一点。
她从树底下出来，接着往南走。
她走到老桥北头的时候是四点五十。
桥上没什么人。
她在桥头站住了。
从北头往南看，桥面有一百多米长。桥面湿的，被太阳照得反光，晃眼。
桥中间偏南的位置有一个人推着一辆三轮车。
背对着她，正在往南走。车上装的东西看不清，车把上搭着一件什么衣服，颜色发暗。
她眯起眼睛。
阳光正对着她，逆着，那个人只是一个形状。
她往前走了两步。
那个人推着车下了桥南头，往右一拐，就看不见了。
她在桥头站了大概两分钟。
后来她也上了桥。
她走得不快。走到桥中间的时候她停下来，看了看两边——左边是上游，右边是下游，河水那天因为下过雨有点浑。
她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布袋。
她把袋子抱紧了一点，接着往南走。
那天她没去找。
她五十一岁那年找过，找了大半年，把这个县城穿军绿外套的男人差不多都看了一遍。找到最后她自己停了。
停的那天她跟自己说的是：找到了又怎么样。
这话说了十年，她自己也不知道信不信。
她过了桥。
桥南头那条街上有卖菱角的，新下来的，摊主是个老太太，坐在小马扎上。
她买了两斤。
老太太称的时候说：这个要煮二十分钟，煮少了硌牙。
她说知道。
她拎着菱角往家走。走了两步她想起一件事——回过头看了一眼桥。
桥上没人。
姜万山那天回公司交完车是五点二十。
他把外套穿上，锁了车，走路回家。
路上他拐进一家小超市买了两个鸡蛋、一把青菜、半斤肉。
回家六点。
他做了两个菜，一个青菜炒肉，一个鸡蛋汤。
摆碗的时候他摆了两副。
东边那副他摆好以后又扶正了一下——碗沿离桌边有点近，他往里推了两公分。
他吃饭的时候电视开着。
那个点在放天气预报，说明天转晴。
他吃完把碗洗了，东边那副也洗。那副没动过，冲一下就行，他还是拿洗洁精搓了一遍。
洗完扣在碗架上晾着。
他去衣柜里拿了个东西。
不是龟壳。是他妈留下的那个铁盒子——龟壳当年就是从这个盒子里拿出来的，盒子他一直留着，里头现在装着房租收据。
他把收据抽出来数了数，数完放回去。
数收据这件事他每个月做一次。这个月的房租他前天已经交了，他也知道自己已经交了。
他还是数了一遍。
九点多他睡下。
窗户没关严，有风进来。窗台上那两盆绿植的叶子动了一下，又停了。
外头的雨又下起来了，很小，落在防盗窗的铁皮上，一声一声，间隔很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