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九七八 钟长福
堂屋门的内侧，贴着一对门神。朝里。
外头那一对年年换。里头这一对，四十年没动过。
这屋子是钟长福自己盖的。
一九七八年秋天动的工，一九七九年开春住进去。城北老街往里第三个巷口，坐北朝南，一明两暗，前头一个院子，院墙是土坯的，上头压着一层瓦。
他那年三十四，在县农机厂当钳工，媳妇在供销社。盖房子的钱攒了六年。
六年里他一分闲钱没花过：烟戒了，酒只在过年喝，厂里发的劳保鞋他穿到开胶自己拿锥子缝，缝完再穿一年——一个人要在七十年代末的县城盖起三间瓦房，他能想到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把该花的和不该花的一起省掉，省六年。
这六年他媳妇一句怨言没有。这个他记了一辈子。
盖房的时候有几件事他很坚持。
一是院墙要压瓦。别人家土墙上头抹一层泥就完了，他非要压瓦，多花了三十几块。他说不压瓦的墙经不住三年雨。
二是堂屋的门要用榉木。榉木贵，他跑了两趟邻县才买着料，自己扛回来的。
三是门神。
盖房那年秋天雨多，他有大半个月天天下工以后过来看，看墙有没有被雨泡了；砖是他自己一块一块码起来晾的，瓦是他一趟一趟从窑上拉的，拉了十一趟；上梁那天他请了七个人吃饭，那顿饭他媳妇做了一天，鸡是自家养的。
这些事他后来跟他孙子讲过一回。他孙子那时候上小学，听了两句就跑出去玩了。
门神是他父亲那辈传下来的规矩。
每年腊月二十八贴新的，一年一换。旧的必须等出了正月才能撕——年不出，不许撕。这句话他父亲说了一辈子，他也跟他儿子说。
一九七九年正月，他贴上了这屋子的第一对。
他贴门神有个别人不知道的做法。
外头那一对贴在外门上，朝外。这个所有人家都一样。
他还在门的内侧也贴一对，朝里。
这个做法是他父亲教的。他父亲交代的时候只说了一句：里头那对不用换，贴上就不动了。
他问为什么。
他父亲说：外头那对是拦人的，里头那对是拦别的。
他没听懂，也没再问。他父亲那个人，问第二遍是要挨说的。
他父亲是七六年走的，走的那年他三十二。父亲走之前躺了四十来天，最后那阵子话很少。有一天下午他在床边削苹果，他父亲忽然说了一句什么，很轻，他没听清，凑过去问，他父亲摆了摆手，说没什么。
那句话是什么，他这辈子想过很多回。也可能真的没什么——
他贴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贴的。
腊月二十八那天他把媳妇支出去买菜，一个人在家，把门内侧那一对贴上了。贴完他退后两步看了看，位置正，没歪。
然后他把外头那一对贴上，喊媳妇回来看。
媳妇说贴得挺好。
她那天买菜回来提了一条鱼。腊月二十八，家家都买鱼，她排了四十分钟队。
他把鱼接过去收拾了。收拾鱼这活儿一直是他干，他媳妇怕腥。
那以后四十年，外头那对他年年换。里头那对，一动没动。
他媳妇一直不知道。
有一年大扫除她要擦门，他说门我来擦。她说你什么时候勤快了。他说门重，你擦不动。
那扇榉木门确实重。她也就没坚持。
一九八六年他儿子结婚，一九八九年孙子出生。
一九九〇年他和媳妇搬去跟儿子住，这屋子空了。空了半年，租给了人。
搬走那天他一样一样交代租户：井在哪儿、下水在哪儿、哪块砖是活的、下雨的时候西厢房的窗户要顶住。
交代到最后他说了一句：
门上那画你别撕。
租户说哪个门。
他说堂屋门，里头那一面。
租户说行。
他走的时候把钥匙给了租户，自己留了一把。
那把钥匙他一直带在身上。
不是挂在钥匙串上，是单独放在他那个旧钱包的夹层里。钱包换过三个，钥匙每回都跟着换过去。
他儿子后来问过他这是哪儿的钥匙。他说老屋的。
他儿子说老屋不是租出去了吗。
他说是租出去了。
他带到二〇〇三年他走。
二｜一九八九 方玉兰
方玉兰租这屋子租了七年。
她那年二十七，在县医院做护士，一个人住。房东姓钟，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交代得很细，说了半个钟头。
她当时嫌他啰嗦。
她记住的只有一句：门上那画你别撕。
她进屋以后看了看堂屋门内侧，果然贴着一对，红的，颜色已经暗了，人物的脸看不太清。
她没打算撕。撕它干什么。
她注意到镜子是搬进来一个星期以后。
后卧的墙上钉着一面镜子。很沉的一件旧东西，边上起了斑，用螺丝钉死在墙上，取不下来。上一任房主显然是放弃搬它了。
她那时候是护士，上三班倒。夜班回来是早上八点，她洗完澡就睡，睡到下午三四点。
八十年代末县医院的夜班是这样的：一个人管两层，走廊尽头那盏灯坏了半年没人修，凌晨三点最难熬，四点以后反而清醒。她那几年落下了两个毛病，一个是听见铃声会心慌，一个是白天睡不踏实。
第二个毛病她一直带到退休。
后卧朝北，一天里只有下午那么一会儿有点光斜进来。别的时候镜面是灰的，照人照不清楚。
有一天她心血来潮，想把镜子摘下来擦一擦。
四颗螺丝，拧了三颗，第四颗滑丝了。她拧了半天没拧动，就把已经拧下来那三颗又装了回去。
装的时候镜子往前歪了一下，她扶住的时候手指伸到了框子后头。
摸到了字。
她把手电拿来照。
镜子背面，衬板从框上翘开的地方，有人用铅笔写了日子。一列，字很小很工整，往回排了几十年。
擦掉灰之后是三列。
她把整面镜子的背板都看了一遍。三列写满，第四列开了个头，只有一个日子，写完那个日子笔停了——那一行底下的空白很长，长到能再写二十行。
她抄下来了。
抄的时候是晚上，她趴在堂屋的桌上，一手拿手电照着镜背，一手写。那些字很小，铅笔写的，有几个已经模糊了，她凑得很近才认得出。
抄了满满一页纸。她那时候年轻，好奇心大，第二天休息就拿着这页纸去了县档案室。
县档案室在老楼三楼，屋里没有空调，管理员是个老头，听她说完让她自己去翻。
她翻了一下午。
翻出来的结果她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
那些日子，每一个都是一次死亡。
全都在这栋房子里。
她那天从档案室出来，天已经黑了。她在街上走了很久才回家。
回家以后她在堂屋站了一会儿，看着门内侧那对门神。
红的，暗的，脸看不清。
她没有搬走。
她想过。想了大概两个月，最后没搬——那年头房子难租，这屋子便宜，离医院走路十五分钟。
她跟自己说的是：都是几十年前的事，这房子盖起来才十年，那些日子里最早的一个比这房子还早。
这个理由她当时觉得很硬。
后来她想起来才发现不对：那些日子里最早的一个是一九三一年。这块地上一九三一年是什么，她不知道。
她在这屋子住了七年，一九九六年搬走的。
搬走是因为结婚，男方在县城另一头有房。
她后来在县医院一直做到退休。二〇一八年她儿子来接她去省城，她把家里的东西清了一遍，清出来一个铁盒子，里头有一把钥匙。
她想了很久才想起来是老街那屋子的。
那把钥匙她没扔，装进了行李，到省城以后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跟她的老工作证、几张老照片放在一起。她孙女有一回翻到问她这是什么钥匙，她说老房子的；孙女说那房子还在吗，她说不知道。
可那是二十二年以后的事了。
一九九六年搬走那天，她把那面镜子最后擦了一遍。
擦完她想了想，从抽屉里拿出那张抄了日子的纸，折起来，塞进了镜框背面衬板翘开的那道缝里。
她也说不上为什么要这么做。
三｜一九九七 柴一鸣
柴一鸣是画画的。
准确说是画广告的——九十年代末县城满街的手绘招牌，一半是他画的。他一个人租了老街那间屋子，前头当画室，后头住人。
他二十九岁。
那几年是手绘招牌最后的好日子。他一个月能接十来块牌子，一块牌子两三百，比他在厂里上班的同学挣得多。他有一套自己的家伙：几十支不同型号的笔、七八种漆、一把用了六年的尺子，尺子边上被漆糊住了一段，量的时候要避开。
他画得快。别人一块牌子画三天，他一天半。他画得也糙——这个他自己知道，可招牌这东西挂在四米高的地方，谁看得出糙。
他搬进来的时候屋里留着上一任的东西：后卧墙上一面钉死的镜子，堂屋门内侧一对旧门神。
镜子他用来照颜色。门神他没管。
那幅画是他自己挂上去的。
不是他画的。是他在旧货市场淘的，五块钱。木框，一件旧东西，民间手笔，颜色暗——一张宴席桌，围坐着人，脸都磨得没有了。
他买它是因为那个色调。他那阵子在琢磨一种暗调子的画法，想找个参照。
买的时候摊主说这是从一户拆迁的人家收来的，那家人说是老辈传下来的。
这话摊主对每一件东西都这么说。柴一鸣没信，他信的是那个色调——那种暗，是几十年油烟和光一起养出来的，新画画不出来。
他挂在后墙上，正对着他的画桌。
第二天他数了数画上的人。
人都会数的，尤其是画画的——你看一幅画，你会不由自主去数它有几个人、几条线、几个层次。
七个。
第三天早上他又看了一眼。
八个。
他先怀疑是自己数错了。他把画取下来，摆在画桌上，趴着数了三遍。
八个。
他在墙上用铅笔记了个数。这是他的习惯——他画画的时候墙上到处是铅笔字，尺寸、配色、客户电话。
八。
第二天：九。
第三天：十。
第四天他把画取下来卷好，用一根皮筋捆上，放进衣柜关上门。
那天晚上他睡在后卧，睡得不好。
早上他起来，衣柜门开着一掌宽。
画回到了钉子上。
十一。
第七天他在画前站了很久。
那天外头阴了一整天，屋里很暗，他没开灯。
他抬起手，用手指沿着桌边那一排点过去。
九。十。十一。十二。
他的手指停在最后一个上。
那个人物背对着屋子坐在桌尾，身上画的衣服，是他此刻穿的这一件——藏青色的工装外套，左胸有个口袋，口袋上头有一道白，是他前天蹭上的立德粉，洗不掉。
画上那个人的左胸也有一道白。
他退了一步。
墙上那一列铅笔字写着八、九、十、十一、十二。同一只手，间距均匀，是一个人认真记录时写字的样子。
他记得自己数到十就停了。
他把墙上那一列铅笔字看了很久。八是他写的，九是他写的，十是他写的。十一和十二不是。
可那是同一只手的字——他画了十年画，字迹这个东西他分得出来。同一只手，同一支笔，同一个人写字时候手腕的角度。
那就是——
那幅画他没扔。
他把它拿到画室前头，反过来靠在墙根，画面朝墙。靠了三个月。
三个月后他搬走了——他接了个大活儿，去了市里，租了个带门面的房子。
搬家那天他把画留在了老屋。
他跟房东交代的时候说：墙根那幅画，我不要了，你处理吧。
房东是钟家的儿子，四十来岁，说行。
柴一鸣在市里干到二〇一〇年，广告业转数码，手绘的活儿没了。他改行开了个打印店。
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画了。
他说没意思了。
那幅画的事他没跟任何人讲过。
有一年他喝多了，差点说出来。那天是同学聚会，桌上有人在讲自己老家闹鬼的事，讲得绘声绘色，一桌人笑。
轮到他，他张了张嘴，说了句我没什么可讲的。
散了以后他一个人走回去，走了四十分钟。
四｜二〇〇六 邓亚萍（同名，非那位）
邓亚萍这个名字她背了一辈子。
她比那位小三岁，一九七六年生的。上学的时候被人笑话，工作以后被人问"你打不打球"，问了几百遍。
她二〇〇六年租的老街这屋子。那年她三十，离了婚，一个人。
离婚的事她没跟老家说，说的是分居。她妈问过三回，第三回她说了实话，她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十秒，然后说那你自己保重。
她那时候在县里一家外贸公司做单证，一个月一千八。租这屋子一个月一百五。
搬进来第一天她收拾出来一堆东西。
上一任留下的：一幅反着靠在墙根的画（脏了，她扔了）、几个空油漆桶、一沓画废的纸。
后卧墙上有面镜子，钉死的。堂屋门内侧有一对旧年画，颜色已经看不出是什么了。
她都没动。
那双鞋是她从老家带来的。
她奶奶的。她奶奶那年冬天走的，家里清东西，阁楼上那口红漆嫁妆箱，铜搭扣锈成了绿色。
鞋在最上面，用一块布包着，压在叠好的衣裳上。
红缎，鞋头一对并蒂莲，针脚细得你找不到线是从哪儿起的。
她奶奶十七岁成婚，十九岁守寡。这双鞋在那口箱子里放了六十年。
她奶奶这个人她其实不太熟。她小时候在老家住过两年，后来跟父母进了城，一年回去一两趟，每回待三五天。她记得的奶奶是一个坐在门口摘豆子的老太太，话不多，看见她回来会站起来往屋里走，去拿藏着的糖。
那些糖她后来才知道是别人给奶奶的，奶奶自己一块没吃。
她把鞋翻过来看了看。
鞋底是干净的。没有一处磨痕，没有一点亮，什么也没有。六十年，从没沾过地。
她把鞋带来了，因为它们好看。
搬进老街那屋子的头一夜，她把鞋摆在床边，鞋头朝床。人们摆鞋就是那样摆的。
早上它们朝着门。
她把鞋转回来。
第二天早上又朝着门。第三天也是。到第四天，鞋头朝门，而且比她放的位置远了半米。
第四天早上她拿起一只翻过来看。
鞋底有磨损。
在脚掌前部和后跟——一只鞋底会磨的那两处——缎面搓得发灰、压平了，是走路走出来的那种。
那天夜里她把鞋放进衣柜，关上了柜门。
她在这屋子住了六年。
那以后她在这屋子里养成了一个习惯：晚上睡觉之前，她会看一眼衣柜门是不是关严的。不是每天，是想起来就看。看了六年。
六年里她再没打开过那个柜门的下层。她把冬天的被子压在上头，一年翻一次被子的时候绕开那一格。
二〇一二年她搬走。搬走那天她把柜子清空了。
清到那双鞋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
她把它们拿出来，用报纸包了，塞进了后卧那面镜子和墙之间的缝里——镜子有一颗螺丝滑了丝，那一角是翘着的，能塞进去东西。
塞进去以后从外面看不出来。
她那天从老街走出去的时候是下午。
巷子里有人在晒被子，一床一床搭在竹竿上。她从被子中间穿过去。
后来她再婚了，搬去了南方。
那双鞋的事她跟第二任丈夫提过一回，喝了酒提的。
他说那你还留着干什么。
她说我没留着，我塞墙缝里了。
他说那不还是留着。
她想了想，说也是。
五｜二〇一四 单师傅
单师傅是修灯的。
县城老街那一带，谁家电路出问题、灯泡不亮、开关跳闸，都找他。他六十二岁，退休前在县电力局。
在电力局他干了三十七年，干的是外线，爬电杆爬到五十岁才转内勤。他左边小腿上有一道疤，十几公分，是八四年从杆上掉下来蹭的——那次算轻的，同一个班组有个人从杆上掉下来就没起来。
退休以后他闲不住，接街坊的活儿，收钱很少，多半是收个成本。人家给多了他不要，说我拿退休金的。
二〇一四年他租了老街那间屋子，一半住人，一半堆东西——他家里堆不下了，几十年攒的灯具零件，镇流器、灯管、开关、各种年代的插座。
他搬进来第一件事是查电路。
老屋的电路是八十年代末改的，铝线，接头氧化，闸盒里的保险丝是那种老的瓷插式。他花了三天全换了。
换的时候他把墙上的东西都摘了——后卧那面镜子摘不下来（一颗螺丝滑丝），他就没管；堂屋门内侧那对旧年画他也没动，颜色都看不出来了，撕它干什么。
他有一盏灯。
那盏灯是他一九八八年在电力局仓库里翻出来的。铜的，三个灯头，很旧，说不清是什么年代的东西。仓库清库的时候当废品处理，他花了十二块钱买下来。
买回来他修了三天。换了线，换了灯口，重新做了绝缘。
修好以后能亮。
这盏灯他挂在自己的屋里，挂了二十六年。
搬到老街来他也挂上了——挂在堂屋正中，把原来那个吸顶灯换下来了。
有一件事他二十六年没跟人说过。
这盏灯不能全灭。
他试过。
第一回是一九九〇年，他出差半个月，走的时候把总闸拉了。回来的时候他推上闸，灯不亮了——三个灯头全坏，灯丝断了。
他修了三天，换了三个灯泡。
第二回是二〇〇一年，他家装修，停了一个星期电。装修完通电，灯又不亮，还是三个灯头全坏。
那以后他就不敢让它全灭了。
他家里那些年一直留一盏。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把三个灯头关两个，留一个，开到最小。走亲戚过夜他也回来一趟——不为别的，就为看一眼那个灯亮着没有。
他老伴儿在的时候问过他为什么。他说这灯老，忽开忽关伤灯丝。
他老伴儿说那你不会换个新的。
他说习惯了。
他老伴儿二〇一一年走的。走了以后这话就没人问了。
二〇一四年搬到老街以后，头两年没事。
二〇一六年老街那一片改造，全线停电三天。
他提前知道了。停电通知贴在巷口，他看见了。
停电前一天晚上他坐在堂屋里，抬头看着那盏灯。
三个灯头都亮着。
他做了一件事：他去买了一个应急电源，把那盏灯里的一个灯头单独接了出来，接在电源上。
那个应急电源撑十六个小时。停电要三天。
他又买了两个。
三天停电他没出门。
七十二个钟头里他换了三次电源，每次换的时候他把新的接好再拔旧的——中间不断电，一秒都不断。
第三次换的时候他手抖了一下，插头没插稳，灯闪了一下。
只闪了一下。
来电以后灯还是好的。三个灯头都亮。
那三天他没怎么睡，一个人守着一盏灯守了七十二个钟头，中间只出去买过两次东西，每次不超过二十分钟，回来第一件事是抬头看——一个六十四岁的人为一盏一九八八年花十二块钱买来的旧铜灯做这些事，他自己说不清，也没打算跟谁说清。
那三天以后他老了一截。他自己觉得的。
他在这屋子住到二〇二〇年。
那年他六十八，儿子接他去市里。搬家那天他把东西装了一卡车，几十年的零件一样没落。
只有那盏灯他没带。
搬家的师傅问他这个要不要。
他说不要了。
师傅说这个铜的挺值钱。
他说你要你拿走。
师傅上梯子去摘，摘了半天没摘下来——不是拧不动，是他在梯子上摘着摘着自己下来了，说算了，太麻烦。
单师傅那天走的时候把总闸留着没拉。
房东后来问他为什么不拉闸，他说下一家马上就住进来了，拉了还得推。
房东说也是。
六｜二〇二一 庄晓
庄晓是来清房子的。
她是钟家的孙女——钟长福的孙子的女儿，二〇二一年那年二十四岁，刚工作。
老屋一直是家里在出租，钟长福二〇〇三年走了以后归他儿子管，他儿子二〇一九年也走了，就落到她爸手上。她爸让她去清一清，说要重新装修再租。
她二〇二一年三月去的，一个人，带了两个大编织袋。
她对这屋子没什么感情。她见过她太爷爷的照片，见过一次——黑白的，一个瘦削的男人，站得很直。她爸说这房子是他一手一手盖起来的。她听着，觉得那是很远的事。
她二十四岁，在县里一家培训机构做课程顾问，周末双休。这天是周六。
那时候屋子空着有小半年了。她推开门先呛了一鼻子灰，把所有窗户都打开。
她清出来的东西：
一台报废的空调外机（前一任留的）；一箱五金零件（也是前一任的）；一堆报纸；几个空药瓶；一双男式棉拖鞋，右脚那只掉了底。
还有三样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
一是堂屋顶上那盏灯。
铜的，三个灯头，很旧。她开关试了一下，亮的。
她拍了张照发给她爸问要不要。她爸说那不是咱们家的，前面那个租户留下的，你看着办。
她拿手机搜了一下，这种老灯二手能卖点钱。她把它拆了下来——拆的时候费了半天劲，她一个人扶着梯子够不着，最后是搬了张桌子上去的。
拆下来她装进编织袋。
二是后卧墙上那面镜子。
钉死的，四颗螺丝，其中一颗滑丝。她拿螺丝刀拧了半天，拧下来三颗，第四颗怎么都不动。
她使劲一掰，镜子连着那颗螺丝一起从墙上下来了，墙上留了个坑。
镜子后面掉出来两样东西。
一样是一个报纸包，拆开是一双红缎鞋，鞋头一对并蒂莲。
一样是一张折起来的纸，抄满了日子。
她把鞋拿在手里翻了翻。挺好看的，就是旧。她想了想，装进了编织袋。
那张纸她展开看了一眼——一列一列的日子，字很小，看不出是什么，也没有抬头。
她那天清得很快。她给自己定的是一天清完——第二天她约了朋友。
清东西这件事她没什么感觉。屋子是空的，东西是别人的，她只把它们分成两类：能卖的，和不能卖的。
她把纸展平，又看了一眼。
一列一列的日子，最早的是一九三一，最晚的是一九八几，字很小很工整。没有抬头，没有落款，看不出是什么。
她拍了张照——不为什么，就是顺手拍了一张。
然后她把纸揉了扔进垃圾堆。
那张照片后来一直在她手机里。她换过两次手机，照片跟着云备份过去了，她再没打开过。
三是堂屋门内侧那对旧年画。
颜色已经看不出是什么了，纸也脆了，边角翘着。
她拿手一撕。
撕下来是两片，扔进编织袋。
她把门内侧擦了一遍，擦出来一块干净的深色长方，两块，一边一个。
她那天清到下午五点，装了两袋。
外头下起雨来。她把两个编织袋拖到院子里，本来打算叫个车拉走，一看时间不早，就先搁在院里屋檐底下，锁了门走了。
第二天她来的时候，两个袋子还在屋檐底下。
她拖上车，拉到废品站。
废品站的人把袋子倒出来分拣：铜的一堆，铁的一堆，纸的一堆。
那盏灯称重卖了六十八块。
那双鞋废品站不收，说这个卖不上钱。她说那扔了吧。
那两片年画混在纸堆里，一块钱一公斤。
废品站的人问她这些是从哪儿收来的。
她说自己家的老房子。
那人说老房子好，现在没这种料了。他一边说一边把那盏铜灯的三个灯头拧下来，扔进铜的那一堆，灯座另外放。
她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然后走了。
三月十九，她把老屋的钥匙交给了装修队。
装修做了两个月，五月完工。刷了乳胶漆，换了水电，铺了地板，装了新的吸顶灯。
六月挂到租房平台上，一个月九百。
七月租出去了。
七｜二〇二六 （新住户）
租客姓罗，二〇二六年二月搬进来的。
他是从上一任手上接的租——上一任住了半年就走了，说是工作调动。房东也没多问，转租就转租。
他三十六岁。做什么的不重要——反正是那种一个人在县城能干、干十年也不会有人问起的活儿。他一个人住。
他搬过很多次家。这些年他大概换过七八个地方，每个地方住一年多。他没什么家当：一床被子、两个箱子、一台电脑、一口电饭锅。搬家的时候一辆面包车能拉完。
他妈说过他这样不行，得定下来。他说好。说完接着这样。
他搬进来的第一个星期，屋子什么都好。
墙是白的，地板是新的，水电没毛病。厨房的水槽有点漏，他自己拿玻璃胶补了。
第二个星期他在后卧墙上钉了一面镜子。
网上买的，一百二，长条的，穿衣镜。他钉在了北墙上——那面墙上原来有个坑，腻子补过，颜色跟别处略有不同。他就钉在那儿，正好盖住。
第三个星期他在旧货市场买了一盏灯。
不是他要买。他去旧货市场是买一张写字台，逛的时候看见架子上摆着一盏铜的，三个灯头，很旧。
摊主说这个八十。
他说太贵了。
摊主说六十。
他买了。
回来他挂在了堂屋正中，把新的吸顶灯换了下来。
挂上去试了试，三个灯头都亮。
第四个星期是三月初，他妈来看他，给他带了一堆东西。
其中有一双鞋。
不是新的。是他奶奶的——他奶奶前年走的，家里的东西他妈一直收着，这次清出来一部分给他。
红缎，鞋头绣着一对并蒂莲。
他妈说这个你放着，别扔，你奶奶留的。
他说好。
他把鞋放在了后卧的床边。
不是他要摆在那儿。是他妈走的时候顺手放的，他晚上回来看见就那么放着，也就没动。
鞋头朝床。
第五个星期他挂了一幅画。
后墙上空着，他觉得太素。他去旧货市场——就是买灯那家——问有没有便宜的画。
摊主翻出来一件木框的，说这个二十。
一张宴席桌，围坐着人，脸都磨得没有了。
他挂上去以后觉得挺合适。暗，压得住。
第六个星期是三月底，快清明了。
他妈打电话来说，清明前你把门神换了吧。
他说什么门神。
他妈说，你们那老房子，堂屋门上原来是不是有？
他说没有啊。
他妈说那你自己贴一对。她说了句什么老规矩，他没太听清，正在忙别的。
挂了电话他去了一趟街上。
清明前后街上有卖那些的，纸马、香烛、烧的东西。他找了个摊子，问有没有门神。
摊主说有。
他买了两对。
买的时候他其实想的是别的事——那天街上人多，卖香烛纸马的摊子一个挨一个，空气里全是那个味道，纸的、香的、还有远处烧东西的烟。他在摊子前面站了大概两分钟，摊主问他要什么，他说门神，然后就说了两对。
他自己也有点意外。
摊主问他两对干什么。
他说不知道，多买一对备着。
回来他把外头那对贴上了。位置有点歪，他没重贴。
剩下那对他拿在手里站在堂屋里。
他想了想，把它贴在了门的内侧。
朝里。
贴的时候浆糊他调稀了，纸吸了水有点皱。他用手把气泡从中间往外抹平，抹了两遍。
贴完他退后两步看了看。
正的，没歪。
那天晚上他做完饭，坐在堂屋吃。
头顶上那盏铜灯三个灯头都亮着。后墙上那幅画在灯下是暗的，看不清人。后卧的门开着，能看见床边那双红缎鞋，鞋头朝床。
北墙上那面新镜子照着这一整间屋子。
饭是他自己做的：一个炒青菜，一个煎蛋，米饭是电饭锅焖的，多焖了，明天早上还能吃一顿。
他吃饭的时候手机开着，放的是一个下饭的视频，声音不大。
他吃完饭洗了碗，看了会儿手机，十一点睡了。
睡之前他关了灯。
三个灯头，他一起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