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正回到家的时候，收音机开着。
那台收音机是长虹的，红色塑料外壳，一九九几年的东西，旋钮上的漆早磨没了，露出底下发白的塑料。母亲从他记事起就开着它，二十四小时，谁劝也不关。台是调不准的，永远有一层沙沙的底噪，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撕纸。他小时候写作业嫌吵，把它拔了，她能三天不跟他说话。
后来他在县城成了家，一年回来四五趟，每次进院子第一件听见的都是它。有一年他给她买了个新的，数码的，能存台，屏幕还带蓝光。她收下了，谢了他，第二天把它摆在五斗柜上当摆设，一次没开过。
他站在院门口听了一会儿。
沙沙声底下今天像是在放戏，也可能是新闻。听不出来。
村里这条道去年铺了水泥，两边的排水沟还是土的。李家那栋二层从前年开工，现在还只到二层的圈梁，钢筋在上头锈了一冬。路口那户人家的黄狗认得他，每回都要叫两声，今天没叫，趴在门墩边上晒太阳，眼皮都没抬。
地里的玉米茬没翻，一片一片戳着，霜打过之后是灰的。往年这时候早该翻了，今年不知道为什么没动。也可能是他记错了时节。
院子里搭了棚。三舅公家的那两个侄子在抬桌子，抬得歪歪扭扭，桌腿在水泥地上蹭出很难听的声音。他从他们旁边过去，两个人都没抬头。
堂屋的门板卸了，靠在西墙根。屋里的家具都挪空了——那对旧沙发、五斗柜、饭桌，全堆到西厢房去了，堆得很高，饭桌四条腿朝上。正中架起两条长凳。
他往里走。
母亲坐在东屋门口的小马扎上，膝盖上摊着一块白布，手里捏着针，正在缝什么。八十七岁了，她的手还是稳的，只是眼睛不行，穿针得让人帮忙。她低着头，一针一针，缝得很慢，像在做一件她已经做过很多遍的事。
“妈。”他说。
她没抬头。
这也正常。她认不出人有三年了。上个月他回来，她管他叫“老四”——老四是她二哥家的孩子，八十年代就没了。前年冬天她管他叫他爸的名字。医生说这叫阿尔茨海默，说到后面连自己的名字都会忘，让家里人有个准备。
他早就有准备了。他现在回来，只是坐一会儿，把她的药按周分进那个七格的小盒子里，看她吃一顿饭，然后走。
有些事她还做得来，有些做不来了。她还能自己穿衣服，扣子从下往上扣，一颗不错。可她会在半夜起来做饭，把盐当糖放进粥里，端到堂屋摆好，摆四副碗筷，然后坐在那儿等。有一回二伯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堂屋亮着灯，进去一看，她正把一碗粥往一个空位子那边推。
摆四副。他后来想过是哪四个，没想明白。
他在她旁边蹲下来。
她缝的是一条白布带子。一头已经缝好了，另一头还散着线。
不是孝带。孝带是一整条系在腰上的，两头齐；这条一头分了两股，是缝在襟上打结用的。寿衣不用扣，用系带——这是老规矩，他小时候听她讲过，说扣子那个“扣”字不好，扣住子孙。
她缝错了，他想。八十七了，缝的东西也开始串。
“妈，”他说，“这是给谁的？”
她这才抬起头。她看着他的方向，眼睛没有焦点，然后又低下去，继续缝。
“给正儿的。”她说。
院子里，三舅公在指挥人挂灯。棚顶上要挂一盏，白纸糊的，等下要点起来。老规矩，灵前的灯不能灭。三舅公七十六了，是这一带办事情的老手，谁家有事都请他来支应。他站在院当中，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棚顶，嗓门很大。
周正站起来，往堂屋里看。
供桌已经支起来了，靠着北墙。上头摆着镜框——五斗柜上那个，木边的，玻璃擦过了，反着门口的光。
那两条长凳上，已经架上了棺。
黑漆的，柏木，是他二十年前给母亲预备下的那口——她五十几岁那年就催着他买，说要看着自己那口棺才睡得着。这些年一直放在西厢房，隔一年上一遍漆。每年上漆的时候她都要在旁边看着，看完了说一句“行了”，然后就不再提，一直到下一年。
棺盖是敞着的。
他走进去看了一眼。褥子是新的，两床，一床黄的压在底下，一床白的铺在上面，四角掖得很平。
母亲在门口叫他。
“正儿，”她说，“把线给我剪一下。”
二
出殡定在第三天上午。
第一天和第二天他都在。乡下办事情人多，事也碎：桌椅要从三家借，碗筷要点数，来的人给的钱要记在本子上——本子是村里通用的那种红皮账簿，一页两栏，左边名字右边数目，最后要念一遍。厨房那边支了两口大锅，一口炖肉一口烧水，从早上烧到晚上。烧火的是他表婶，坐在灶门口，一边添柴一边跟人说闲话，说到一半会忘了添，火就小下去。
他一直没停下来。记账、点碗、接客、看着人搭棚。中间有人塞给他一根烟，他接了，没点。
来的人从早上到天黑没断过。近的走着来，远的骑电动车，有两家开着面包车。规矩是进门先到灵前上三炷香，再到账桌上写名字，然后有人领去吃饭。他坐在账桌后面，写了一天名字。有几个他不认得，得问一遍怎么写。
他觉出一点不对是在第二天下午——来的人跟他说话都很短，说完就走开去干别的，没有人跟他多聊两句。往常这种时候，总有几个远房的要拉着他问县里的事、问工资、问他儿子考得怎么样。这两天没有。
他把这归给这几年他和村里疏远了。
也可能只是事情太多，谁都忙。
出殡那天早上五点半天还黑着，下起雪来了。
不大，是那种碎的、干的、落在肩上不化的雪。三舅公说这是好兆头，说落雪送行，路好走。他不太信这些，可他还是跟着大家一起说了句好。
院里点了三堆火，是给抬棺的人烤手的。八个人蹲在火边搓手，都是村里的青壮，最小的那个二十出头，是李家二小子，去年刚从广东回来。他们不说话，偶尔谁咳一声。
引魂灯是他扛的。他是长子。
那是一盏白纸灯笼，糊在一个细竹架子上，底下一根一米多长的木杆。里面点一根小蜡。三舅公把它交到他手里的时候，把已经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
“走在最前头。别让它灭。别回头。”
“知道了。”
“我说三遍了，你别嫌我烦。”三舅公说，“这一路你要是回头，就白走了。”
“我知道。”
队伍在院门口排开。他在最前，后面是引魂幡，再后面是抬棺的八个人，然后是鼓，然后是全家。母亲没跟着上山——八十七了，天又冷，让人扶在屋里坐着。
出了村口就是上山的土路，两里多，坡不算陡，但雪把路面盖住了，一脚下去分不清哪儿是坑。
他把灯举在前面。
风从山脊那边下来，纸灯笼幌了两回。第一次他觉得火灭了，抬手挡了一下，火苗又立起来。第二次幌得更厉害，他停下来护了半天，等火稳住才继续走。
身后是脚步声。
抬棺的人踩雪，是那种“嗤——嗤——”的、深一脚的声音；鼓在中间，一下一下，不快；他姑妈的哭声在更后面，隔一阵起来一次，起来的时候会带着几句话，听不清说什么。
上到半坡有一处平地，按规矩要歇肩。抬棺的换手，把杠子从左肩倒到右肩，中间棺不能落地。他站在前面等，听见后头有人在低声数数，一二三，然后是一片喘气声。歇肩的时候他也没有回头。
雪落在灯笼纸上，一沾就化，留下一个个小点，纸慢慢地湿了一层。
他把眼睛钉在灯前那十步的雪上。
一步一步走。不回头。
再往上路窄了，两边是荒了的梯田，田埂上的枯草从雪里支出来。他小时候在这条路上放过牛。牛叫大黄，六几年生的，后来卖了。他记得那年他哭过——也可能哭的是别的事，隔了这么多年，两件事在他脑子里是叠着的。
到山顶那片家族坟地的时候天已经亮开了，雪也停了。他把灯搁在新坟的坑边，肩膀垮下来。他从五点半到现在没坐过。
他把手插进袖子里。
然后他回头看了一眼来路。
那道坡从山顶一直铺下去，雪面很整，早上的光斜着打在上面。
雪上有一行脚印。
一行。
他站在那儿看了大概有十秒。他能听见身后抬棺的人正在放下棺材，木头和绳子摩擦的声音，还有铁锹碰到石头。他能听见鼓。
三舅公走过来，一只手按在他肩上。
“做得对，”三舅公说，“灯一路把她引上来了。”
三
守灵是从下葬那天晚上开始的。
按老规矩，人下葬之后堂屋里还要停七天的灵，供着牌位和照片，早晚上香，夜里要有人守着。三舅公说，一直守到头七。
第一夜人多。三舅公、二伯、几个堂兄弟，屋里坐了七八个。有人抽烟，有人打瞌睡，两个年轻的在门槛上蹲着看手机，屏幕的光把脸照得发青。堂哥带了一副扑克，摸出来又收回去了——三舅公咳嗽了一声。
后来他们说话。说今年的收成，说化肥又涨了，说村南那块地要征，一亩给多少还没定。说着说着说到八几年村东头那家。
“猫从灵前过去，那尸就坐起来了。”三舅公说，“我亲眼见的。”
“真的假的。”李家二小子说。
“我骗你干什么。”三舅公说，“那年我三十来岁。他家灵堂在正屋，猫是从窗户跳进去的，正好从棺前头过。第二天全村都知道了。后来请人来做了一场，才压下去。”
“坐起来了以后呢？”
“以后就没以后了。”三舅公说，“该埋埋了。”
年轻人笑。三舅公不笑。
“我也不是说我看得多清楚。”过了一会儿三舅公又说，“那时候屋里就一盏煤油灯。”
到十一点多陆续有人走，说明天还要上工。
第二夜剩四个。
第三夜剩两个。二伯陪着坐到两点，说眼睛实在睁不开，就睡在西厢房那堆家具中间，垫了两床棉被。
第四夜就剩他一个。
三条规矩，三舅公临走前又交代了一遍：蜡烛不能灭；活物不能从灵前过；不能睡。
“猫尤其不行，”三舅公说，“咱们村东头那家，八几年那回，你还小，你不记得。”
“我记得。”周正说。
三舅公看了他一眼。
“你记得？”
“听人说过。”
三舅公点点头，走了。
堂屋里就剩他一个。
供桌上两支白蜡烛，一只香炉，三炷香，一碗插着筷子的米饭，一叠黄纸。桌前地上一个铁盆，盆里堆着这几天烧下来的纸灰，灰面上有一层薄薄的壳。墙上挂着白布。
只有两支蜡烛，光很低，只到人的胸口以下。所有东西的影子都往上走，铺在墙上、铺到顶棚上，很长。他自己的影子从膝盖那里起来，压过整面北墙，再折上去，横过大半个天花板。
他往盆里添了几张黄纸。纸卷起来，边上先黑，然后火从中间起来。
烧纸的声音很细。
烧完一张要等一会儿再添下一张，添快了容易灭。这个是三舅公教的，第一夜就教了。三舅公说，慢慢烧，急什么。
夜过得很慢。他数过一次蜡烛烧下去了多少——从他坐下到现在，大概两指。他起来活动了一下腿，绕着长凳走了几圈，又坐下。他想抽烟，摸了摸口袋，那根第二天有人塞给他的烟已经压扁了，他又放了回去。
后半夜，收音机还在东屋里响。母亲睡下了，收音机没关，隔着两道门传过来，只剩那层沙沙。
一点多，院里有猫叫了一声。
很短，一声，就没了。
他起身往门口走。
推开门，院子里是空的。棚还没拆，雪停了以后化了一点，地上一块一块的湿。他站在门槛上看了一圈，没有猫。棚顶那盏白灯笼还亮着。远处谁家的狗叫了两声，停了。
他回屋，重新坐下。
供桌上，两支蜡烛，其中一支的火苗歪着，正在慢慢回正。
像刚才有什么从旁边走过去。
也可能是他开门带进来的那股风。他自己也说不好——从门口到供桌有四五步，风走到这儿该散了，可屋里就这么大。
他盯着看了一会儿，那火苗就直了。
他把两手交叠放在膝盖上。
他跟自己说，就闭一下眼睛。
醒过来的时候他吸了一大口气。
他两手抓住膝盖，坐直。
他先看蜡烛。
两支都亮着。
他看香。香还剩一小截，刚好是烧了这么一会儿该剩的长度。他看铁盆，纸灰的量没变。他看窗户，天还黑着。
他把那口气吐出去，觉出一种蒙混过关的轻松。差一点。他跟自己说，就这一次。
然后他看向北墙。
墙上有两个影子。
一个坐着。是他的，从膝盖那里起来，压过整面墙，跟他坐的姿势一样。
另一个站着，在坐着的那个旁边。
他回过头。
屋里只有他一个。供桌，蜡烛，铁盆，长凳，白布。没有别人。
他转回来。
墙上还是两个。
站着的那一个转了过来。不快。
四
第五天早上他扫院子。
雪化完了，院里一层泥，混着这几天踩进来的草屑和纸灰。他从西墙根扫到院门口，扫成一堆，撮进簸箕，倒在墙外那个土坑里。
棚还没拆。三舅公说等过了头七再拆，二伯说棚子占地方，牛都没处拴，两个人为这个在院里站着说了一刻钟，谁也没说服谁，最后不了了之，棚就还在那儿。
那头牛是二伯今年春上买的，三岁口，花了一万一。这几天拴在院墙外头的树上，草料得从家里挑过去。二伯每天来两趟，一趟喂料一趟饮水，来的时候顺便看看这边有什么要搭手的。
扫到门口的时候他想起来一件事没做。
按规矩，办白事期间要在门边多摆一条凳，空着，给“吊客”坐。谁也不许坐。三舅公第一天就交代过，他一直没顾上。
柴房里那条凳是老椿木的，他爷爷那辈做的，四条腿，榫头，一根钉子没用。凳面被坐了几十年，中间磨出一块凹，颜色比周围浅。凳腿上有一处旧伤，是他小时候拿刀刻的，刻了半个“正”字，被他爷爷发现，挨了一顿。
他把凳搬到门边，靠着门框放正，然后往后退了两步看。
看着不歪。
他站在那儿，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事。
这条凳原来是放在门槛外头的。夏天傍晚他爷爷坐在上头抽烟，他就蹲在旁边看蚂蚁。蚂蚁从门槛的缝里出来，排成一条线，往院墙那边去。他爷爷抽的是自己卷的，纸是报纸剪的条，卷之前要在膝盖上把烟丝铺匀，卷完了舔一下边。那味道很冲。
他爷爷话不多。一天里能听见他说的不超过十句，多半是使唤人：把桶提过来，把门关上，别在那儿站着。
他记得的只有一句是别的。有一年夏天他问，人死了到哪儿去。他爷爷抽了两口烟，说，到该去的地方。他问是哪儿。他爷爷说——
后半句他不记得了。可能没说完，也可能说了他没听进去。那年他六七岁，蹲在地上看蚂蚁，注意力是分的。
他爷爷是他十一岁那年走的。那年也是在这个院子里办的事，也是这条凳摆在门边。他记得那几天家里来了很多人，他被支使着跑腿，一天跑十几趟，累得倒头就睡。第七天早上他妈——那时候还不老——在院里叫他，让他去看看凳子还在不在。
他不记得凳子在不在了。他只记得他妈问了这么一句。
他在凳子上坐了下来。
不为什么，就是想坐一会儿。
膝盖弯成直角，脚掌平贴在地上。他坐得很正。
从这个位置看出去，正对着院门，能看见门外那条水泥路，和路对面那垛去年的玉米秸。他坐了大概半分钟。
然后他站起来，往屋里走，走到一半又停住。
他回头看了看那条凳。
然后他走回去，蹲下来，把手按在凳面中间那块凹上。
那块凹是有形状的。它不是一个圆坑，它是两块——左边一块，右边一块，中间稍微高一点。人坐久了，凳面上留下的就是这两块。
他把两手平放上去比。
正好。
不是差不多正好。是那两块凹的位置、间距、深浅，跟他刚才坐上去压出来的位置，一点不差。
他爷爷比他矮，比他瘦。他爷爷坐在这条凳上抽了几十年烟。
他跪在门口的水泥地上，两只手按在那块凹上，跪了很久。
院子里有人从旁边走过去。是他二伯，端着一盆水。
“正儿。”他二伯说。
他没有应。
他二伯站了一下，好像想说什么，又没说。他把水泼在墙根，水从水泥地上淌过去，进了排水沟。他把盆倒扣在墙根晾着，回屋去了。
周正还跪在那儿。他把手从凳面上拿开，又放回去，又拿开。
他想不出这块凹除了他还能对上谁。他爷爷不行，他爷爷矮。二伯不行，二伯比他宽。他试着想村里还有谁常来坐这条凳，想了一圈，想不出这条凳这些年谁坐过——它一直在柴房里。
那这块凹是什么时候磨出来的。
他没有往下想。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进屋去了。
五
头七是第七天。
第六天一天都在准备。三舅公来了两趟，第一趟交代晚上的事，第二趟又来把交代过的话说了一遍。他表婶送来一篮鸡蛋，说给老太太补补，放下就走了，没进屋。
下午他把母亲的药重新分了一遍。那个七格的塑料盒，每格里三种药，早上两粒晚上一粒。他分完了，把盒子放在床头柜上收音机旁边，又把上个星期没吃完的从格子里倒出来数了数。少了四粒。
是她吃了，还是掉在床底下了，还是根本就没配够，他没法查。
按老规矩，头七那夜亡人回家。家里人要回避——不能让亡人看见家里哭，看见了就走不了。
三舅公一大早就来安排：晚上全家去二伯家住，灯留一盏，门不上闩，灶上留一碗饭。
“灰你撒不撒？”三舅公问。
“什么灰？”
“炉灰。”三舅公说，“撒在地上，铺匀了。老讲究，早先都撒。你妈那辈还撒，你们这辈就不兴了。”
“撒什么用？”
三舅公看了他一会儿。
“看看有没有回来。”三舅公说。
“撒。”周正说。
“那你自己撒，别让人代。”
他从灶膛里掏出灰，用一块细布筛过，装在一只搪瓷盆里。灰是灰白色的，很轻，一动就往上扬。筛了两遍才够细。筛完他洗了三次手，指甲缝里还是灰的。
他从堂屋门口开始撒。
蹲着，一手端盆，一手抓灰，用手掌侧面把它抹匀。从门槛往里，过堂屋，一直到东屋母亲的床脚。
铺得很慢。他老是发现有些地方太薄，托不住东西，就再补一点。堂屋当中那块地砖是凹的，灰积在里头厚一块，他用手把它推开。撒到门槛那一段花的时间最长——门槛是木的，磨得溜圆，灰在上头挂不住，撒上去就滑到两边。他来回补了四五次。
膝盖跪在水泥地上，跪久了发麻。他换了个姿势继续。
撒到东屋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门槛那儿有一道旧的凿痕，是很多年前装门帘打的钉眼，钉子早没了，眼还在。他把灰从那个眼上抹过去，灰漏下去一点，他又补了一把。
铺到床脚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眼。
母亲躺在床上，被子盖到下巴，眼睛睁着，看着房梁。收音机在床头柜上响。
“妈，”他说，“今晚我们去二伯家住一晚，明天早上回来。”
她没有反应。
他把最后一把灰抹匀，站起来，退着走出门，把自己的脚印也抹掉。
天黑以后，全家人扶着母亲去了二伯家。堂屋里留了一盏十五瓦的灯泡亮着，门虚掩，没有闩。灶上那碗饭是他盛的，白米饭，压得实，上面搁了两根咸菜。
二伯家那一夜谁也没怎么睡。他姑妈半夜起来烧了壶水，几个人围着坐，茶凉了也没人喝。二伯的孙子闹着要回家，被他媳妇按住了。谁也不提这事。
四点多的时候有人打了个盹，头一沉，醒了，看看表，又坐直。
天刚亮他就回去了。
一个人。
院门推开，堂屋的灯还亮着，灯泡在早上的光里显得很黄。棚顶那盏白灯笼灭了，纸被夜里的潮气泡软了，塌下来一角。
他站在门槛外面，往里看。
灰上有脚印。
从门槛进来，穿过堂屋，走到东屋床脚，停在那儿。
停在该停的地方。
他两手撑着膝盖蹲下去，蹲了很久。
脚印不小。
母亲是个小个子，一米五出头，脚很小，老年之后更小了。这不是她的。这是一个干活的人的落脚——后跟陷得比脚尖深，走路带着分量。
他伸手，用拇指和食指量了一个脚印的长度。
然后他坐到地上，把自己右脚的鞋脱下来——为了不踩坏那片灰，他一直站在门槛外面——把鞋底放到那个脚印旁边。
四十三码。
他把鞋拿起来，又放下去。
他量了三次。
第三次的时候他停住了，就那么坐在门槛上，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只有袜子，手里捏着那只鞋。
灰上的每一个脚印，都是他自己的。
六
他没有立刻走。
他坐在门槛上，把鞋穿回去，系好鞋带，然后站起来，进了屋。
他绕开那片灰，从堂屋侧面走进东屋。
母亲的床是空的。被子掀开着，昨晚走的时候他掀的。床头柜上收音机还开着，沙沙。药盒摆在旁边，第一格是空的，剩下六格满着。
他坐到床沿上。床板咯了一声。这张床是他父亲那辈打的，榆木的，一睡就响，他小时候在上面睡过。
他知道。
他从第一天就知道。
第一天他回来，站在院门口听收音机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棚已经搭起来了，桌子已经在抬了，堂屋里的家具已经挪空了。母亲坐在东屋门口缝一条白布带子。而他，在那之前，从县医院回来的路上，在国道十七公里那个下坡，天下着雨。
那天他是去县医院拿母亲的复查结果。片子在副驾上，纸袋装着。医生说没什么新变化，让继续吃着，三个月再来。他从医院出来买了两斤橘子，也放在副驾上。
后面的事他记得，也不记得。他记得车翻过去的时候，收音机还在响——那台老收音机不在车上，可他记得他听见了。他记得雨点打在什么东西上，很响，隔一会儿又不响了。中间有多长时间他没法说。也许很短。
他是自己走回来的。走了大概两个小时。
那两个小时他记得清楚。国道边上有一段是刚修的，路肩还没压实，他走在上头，土是软的。过了收费站往乡道拐，路两边是杨树，叶子掉光了。有一辆拉沙的货车从他旁边过去，没减速。他走过李家那栋没盖完的楼，走过路口那户人家，那条黄狗趴在门墩边上，没有叫。
回来的时候院子里正在搭棚。
那口棺是他二十年前给她买的。她五十几岁那年就催他，说得看着自己那口棺才睡得踏实。她催了半年，他才去买。柏木，四千八，他那时候一个月挣八百。
现在躺在里面的是他。
他知道这七天他在办的是什么。
他扛引魂灯，走在最前面，一路不回头。他守灵，一夜一夜地守，守到只剩他一个。他在门边摆下那条给吊客的凳。他撒灰，他离开，他在第七天早上一个人回来。
他把每一件给死人做的事，都做了。
那他为什么还在做。
窗外的光从窗棂那儿挪过来，爬到床沿上，又爬到他手背上。手背上有一道旧疤，前年劈柴劈的，缝了四针。
收音机在沙沙响。他伸手把音量拧小了一点，又拧回去。
外面院子里有人来了，是他二伯，在喊他，问要不要把棚拆了。
他没有应。
大概是因为她不知道。
三年了，她认不出人。上个月他回来，她叫他老四。前年冬天她叫他他爸的名字。她记不住昨天，记不住今天早上吃了什么，记不住她儿子几岁。
医生说过，这个病最后连话都说不成句，但有些东西会留到很后面——不是记忆，是做过太多遍的动作。会拉二胡的人到最后还能拉，一辈子和面的人到最后还能和面。
可她记得办丧事。
寿衣的带子不能用扣，得用系的。这一条她记得。
她记得引魂灯该谁扛、扛的人不能回头。她记得灵前的灯不能灭、守灵的人不能睡。她记得头七要撒灰、要留一盏灯不闩门。
她这辈子经过太多回了。
她公公，一九六三年。她婆婆，七十年代，具体哪一年他不知道。她男人——他父亲——一九八九年，他那年十一岁，就是他爷爷走的第二年。她二哥，九几年。她二哥家的老四，八十年代，还是个孩子。
那是她脑子里最后还完整的东西。
也不完全是。
他坐在那儿又想了一会儿，觉得刚才那么想有点太顺了。顺得像是给自己找的说法。
她认不出人，这是真的。可这七天她叫过他两回“正儿”。第一回是让他剪线。第二回是——
他想不起来第二回是什么时候了。
如果她认得出，那这七天就是另一回事。
如果她认不出，那她缝那条系带是给谁缝的。
他把手从膝盖上抬起来，又放回去。
那天上午母亲被扶回来了。
她被搀着坐在东屋门口的小马扎上，膝盖上摊着一块什么，还是在缝。手很稳，一针一针。
他蹲在她旁边。
“妈，”他说，“办完了。”
她低着头缝。
“七天，都办完了。”
针脚很密。她缝得很慢，很仔细，像在做一件她已经做过很多遍的事。
七
头七那夜他其实没走。
他跟着全家去了二伯家，坐到十点多，然后一个人出来了。他没回自己院里——按规矩不能回——他在村口那棵老槐底下站着。
那棵槐是村里最老的东西，比谁家的房子都老，树干要两个人合抱。小时候夏天全村的人都在这底下乘凉，摆几张竹床，说话说到半夜。现在没人来了，树底下堆着几袋化肥，蒙着塑料布。
他站在那儿。
夜里很静。远处有车过国道的声音，隔很久一次。二伯家的院墙里有灯光，从窗户那儿透出来一块，落在院里的地上。
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按规矩他现在该在二伯家坐着，跟别人一样熬到天亮。他出来的时候没人拦他，也没人问他去哪儿。
他往自家院子那个方向看了一眼。隔着两排房子，看不见。堂屋那盏十五瓦的灯泡应该还亮着。
化肥袋上的塑料布被风掀起一角，噗噗地响。他伸手把它压回去，压了两回，第三回不压了。
站到十一点多，他看见母亲从二伯家的院门出来了。
一个人。八十七岁，走得很慢，一只手扶着墙。
她端着一只碗。
粗瓷的，白的，碗里装着半碗生米，米里插着三炷香，香头在夜里是三个红点。她另一只胳膊上搭着一件衣服，深色的，看不清是什么。
他没有动。
她走到村口那条田间路上，走了大概二十步，停下来。
田两边是收完的地，风从上面过来，很冷。
然后她开口了。
那个调子他这辈子听过两回。第一回是他七岁那年，第二回是现在。
“正——儿——回——来——喽——”
拖得很长，尾音往下坠。
黑里，从她前面某处，很轻地：
“回来了。”
他站在槐树底下，两手垂着。
她转身，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喊。
“正——儿——回——来——喽——”
“回来了。”
“正——儿——回——来——喽——”
“回来了。”
每喊一声，那个应答就来一次。每来一次，就近一点。
她走得很慢。碗端得很稳，三炷香一直没歪。她没有回头。规矩是不许回头。
从田间路口到二伯家院门，平常两分钟的路。她走了大概一刻钟。中间停过三次，每次停下来先喘一会儿，再喊。
第二次停的时候她把碗换了只手端。香晃了一下，火星落下来一点，落在她袖子上，她没管。
他跟在后面，隔着七八步。他能听见她的呼吸。
一路喊到二伯家院门口。到门口的时候，那个应她的声音已经近得像在她肩膀上了。
她还是没有回头。
她推开院门，跨过门槛，走了进去。
他跟在后面。
门槛内侧，摆着两双鞋。
一双是他七岁那年的。布的，蓝面白底，前头开了口——那年夏天他踩水踩坏的，母亲补过一回，用的是白线，缝得很密。
另一双是他现在的。四十三码。
他站在门槛外面，看着那两双鞋。
那双小的摆在里边，大的摆在外边，鞋头都朝着屋里。摆得很整齐，两双之间隔着一拃。
他想不起来这双小的是什么时候从哪儿翻出来的。他七岁到现在三十六年。那样东西按说早该没了。
屋里，母亲把碗放在桌上，香剩下短短的一截。她把胳膊上那件衣服取下来。
那是他七岁那年的一件小褂子。
她走到床边。
床上的被子是掀着的，因为这几夜没人睡。
她伸手把被角掀起来。
然后她抬起头。
她看着门口。
她的眼睛是有焦点的。
“正儿。”她说。
他没有动。
她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他七岁那年听过——那年他在田里被什么吓着了，三天没说话，母亲端着一碗米出去喊了他回来。他记得那天夜里她掀开被子，看着他，说了一句什么。
一模一样的那一句。
他张了张嘴。
她坐在床沿上，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她说：
“这回你别答应。”
桌上，三炷香烧到了底。灰落下来，没有断。
堂屋里，收音机还开着。
台还是调不准的。沙沙声底下今天像是在放戏。
也可能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