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城西巷是条南北向的巷子，两百来米长，最窄的地方两个人得侧身过。两边是六七十年代的砖房，后来各家自己往外接了棚子，接得歪七扭八，头顶上电线、晾衣绳、空调管子搅在一起，抬头看不见多少天。
梧桐是七十年代种的，一共十一棵，长得比房子还高，夏天遮得整条巷子不见日头，秋天落叶能积到脚脖子。
林守拙的摊子在从巷口数第七棵梧桐树底下。
一张折叠桌，一块玻璃压着桌面，玻璃底下压着几张旧报纸——最上面那张是二〇〇六年的，副刊登过一篇讲测字的文章，他压了快二十年，纸黄得发脆，字还看得清。桌上一支毛笔，一方砚，一沓裁好的方纸，八公分见方。桌子右边角上有个豁口，是前年一辆电动车拐弯蹭的。
巷口有个修鞋的，姓曹，比他早来两年。老曹那个摊子更简单：一个铁皮箱，一台补鞋机，一只小马扎。两个人隔着二十来米，一天里说不上三句话，可这么并排坐了二十年。
早上老曹来得比他早。他到的时候老曹已经在钉一只女鞋的后跟了，锤子一下一下。
“来了。”老曹说。
“来了。”
这就是那天的第一句话，也可能是唯一一句。
生意不好不坏。一天三五个人，多的时候七八个，问的多半是那几样：孩子考不考得上，官司打不打得赢，房子买不买，人走不走得成。他不装神弄鬼，也不吓人。有人问了不吉的，他会把话往缓里说，说这一步先别急，等等看。
同行里有人笑他，说他这个摊子摆二十年也就是个摊子。这话不错。他四十三岁那年凑钱在城东买过一间铺面，想开个店，付了定金，后来没成——那件事说来话长，也没什么意思，反正定金没要回来。
那笔钱是他攒了七年的。没要回来之后他消沉了小半年，后来也就那么过去了。人到四十几岁，对自己能成什么样这件事，心里其实已经有数了；再往后的日子，是把有数的那部分过完。
这话他没跟人说过。摆摊的人一天到晚跟人说话，可他这二十年真正说出口的话，加起来大概不比老曹多。
他今年五十二。
给别人起卦，什么卦都有。
给自己起卦，二十年，永远是蛊。
蛊是第十八卦。字是皿上头三条虫，器皿里的东西放坏了，生了虫。爻辞从头到尾讲一件事：儿子整治父亲留下的烂摊子。干父之蛊。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一部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他二十年摇出来的只有这一个。
头几年他还当是自己心不静。后来他试过换时辰、换地方、换方法——铜钱换过三副，蓍草也用过，甚至有一年他专门跑到城外的庙里去起，还是蛊。
他父亲死那年他十一岁。
家里没留下什么烂摊子。房子是租的，退了；欠的钱他母亲两年就还清了；没有官司，没有仇人，也没有别的女人。他母亲九八年走的，走之前他问过一次，问他爸有没有什么事没了。他母亲想了很久，说没有。
他一直是这么以为的。
那天下午没什么人。三点多的时候有一阵小雨，他把桌上的东西收进袋子，等雨停。
雨停了他把卦书拿出来翻。
那本书是他师父给的。八十年代的排印本，纸很差，页边已经卷成波浪。翻了二十年，书脊断过一次，他用麻线重新缝的，缝得不好，露着线头。
他翻到蛊卦那一页。
上九那一爻的位置，是空的。
不是印漏了。
纸面上有一层薄的凹，用指腹能摸出来。字是被刀片刮掉的，刮的时候手很稳——只刮了那一行的五个字，上下的注文一个字都没伤到，连行距都没破。
他知道那五个字是什么。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这一爻在讲：可以不接。可以抽身。可以不干这件事。
他找了二十年，找的就是这一爻怎么讲。
（我用的是双面刀片，掰开的那种，一面缠上布，捏在拇指和食指之间。角度不能大，二十度上下，大了会破纸。
先横着走，把墨的表层削掉；再竖着走一遍，把纤维里的挑出来。一个字大概二十下。
五个字，一百下上下。
刮完要用指甲侧面把纸面压平，不然对着光能看出毛。）
二
第二天他去了城南的老粮铺。
去之前他犹豫了三天。
事情的起头是他母亲留下的一个铁盒。九八年她走后那个盒子就在他床底下，里面是些旧票据、房契的复印件、他小学的成绩单。前一阵他搬家整理，翻到最底下有一张纸。
毛边纸，巴掌大，上头一行字，墨已经很淡：
丙寅年借米三斗，立字为凭。
底下有个手印，还有个名字。名字是他父亲的。
丙寅是一九八六年。他父亲一九八四年死的。
这一条他核了很多遍。他父亲的忌日是八四年腊月，他记得清清楚楚，那年他十一岁，穿孝的衣服是他母亲连夜改的。
一个死了两年的人，不会去借米。
也可能是纪年记错了。丙寅前面是甲子、乙丑，往前推六十年是一九二六。那年他父亲还没出生。
也可能这张纸根本不是他父亲的，是同名同姓。这个可能性他也想过。
他把纸对着窗口的光看了很久，那个手印的纹路很清楚，螺纹、箕纹，一圈一圈。
那家粮铺还在。
城南光复街是老街，两边的铺子一半关着，卷闸门上贴着招租的电话，纸都晒白了。开着的那些卖的是五金、种子、寿衣、香烛，都是些不着急的生意。街面上没什么人，太阳很大，晒得柏油发软，走上去有一点粘。
粮铺在街中段，一间半的门面，门口挂的木牌子换过了，字是新写的，铺子里的东西是旧的。进门一道齐胸高的木柜台，柜台后面靠墙一排敞口的木仓，装着不同的粮：米、麦、豆，粮面被抹得平整。
柜台上放着一只木斗。
方的，上宽下窄，木料很深，四个角用铁皮包着。斗旁边横着一把刮平用的木尺。
有天窗，光从上面斜下来，落在柜台上，能看见浮尘和糠皮在光里飞。
铺子里比外面凉。那种老房子的凉，不是空调的凉——墙厚，进深大，太阳晒不透。空气里是粮食的味道，米有米的味，豆有豆的味，还有一点点霉，不难闻。
柜台后面是个年轻人。二十七八，白净，穿件洗得很旧的夹克——七月天穿夹克。林守拙注意到了，没问。
林守拙把那张纸放在柜台上。
年轻人拿起来看，看了一会儿，翻到背面，又翻回来。
“这个我认。”他说。
“三斗。”林守拙说。
“三斗。”
“我要还。”
年轻人把纸还给他，然后弯腰从柜台底下拿出一个本子——很老的一个本子，蓝布封面，边角磨圆了。他翻，翻到某一页，手指在上面点了一下。
“记着呢。”他说。
林守拙隔着柜台看那一页。
字很密，一行一行，都是同一种记法：年份、名字、数目。有些后面画了圈，有些没有。
他父亲那一行没画圈。
再往下一行，也没画圈。那一行的名字他也认得——是他祖父的。
再往下一行，还是没画圈。那个名字他不认得。
“这是……”他说。
“上一家。”年轻人说，“再上一家。往上还有。”
年轻人开始量米。
他把斗放正，从仓里舀米倒进去，堆尖，然后拿起那把木尺，横着从斗口刮过去。
多出来的米落回仓里，沙沙的。
林守拙站在柜台外面看着。
他看的不是米。他看的是那只手。
那只手握尺的姿势——虎口在上，拇指压着尺背，尺子跟斗口成一个很小的角，刮过去的时候手腕不动，用的是小臂。刮到末端的时候手腕往回收半寸，把最后那一点米带回仓里。
这个动作他见过。
他每天都见。他自己写字之前铺纸、抹平，用的就是这个手腕。
他这才想起来，他从小到大没见过谁量米。他不知道这个动作该是什么样子。
“老板呢？”林守拙问。
年轻人把尺放下。
“我就是。”
（刀片会钝。一片刮不完五个字。
钝了的标志是：削下来的不再是墨的粉末，而是纸的纤维——手底下会有一点滞，那就得换。
我一般备三片。用完的不扔，包在纸里收着。
为什么不扔，我说不好。）
三
他祖父留下过一杆秤。
这件事他一直知道，但从没当回事。那杆秤在他母亲的箱子底下，跟一本本子放在一起，本子是线装的，手抄，纸也是毛边纸。
秤是老式的杆秤：铜盘，枣木杆，铁砣。杆上的秤星是铜的，一颗一颗钉进去的。
本子上记的是骨重。
称骨这门东西他懂。袁天罡的那一套，把生辰的年、月、日、时各折一个数，加起来，得一个几两几钱的总数，再去查歌诀。本来是算的，不是称的。
可他祖父那本本子上，每一辈人后面都画着圈。
画圈的意思他刚才在粮铺见过。
他把秤修好花了两天。秤纽的绳烂了，他重新搓了一根；秤砣上的挂钩锈死了，用煤油泡开的。
修好那天下午他把自己的生辰算了一遍，按本子上写的法子。
四两七。
他小时候被称过一次。本子上第一页倒数第三行记着：守拙，四两七。后面画了个圈。
跟他算出来的一样。骨重是定数，本来就不该变。
他每年称一次。这个习惯是从他四十岁那年开始的，起因已经忘了，可能就是那年翻到了本子。
第三年，四两五。
第四年，四两二。
他重算了三遍，参数没错。他又疑心是秤的问题，把秤杆举起来对着窗户的光看。
秤星有一段被人重新钉过。
钉眼是新的——木头茬还白着，边缘没有氧化；钉进去的星是旧的，磨得发暗，包浆很厚。
新眼配旧星。
他数了星。
十六两制的杆秤，星的数目是定的，他记得。
少三颗。
少的那三颗在秤杆末端。末端刻的是最重的那一段。
他把祖父那本本子从头翻到尾。
一共记了十一个人。最早的一个是光绪年间的，最晚的是他自己。
骨重最重的一个是五两二。
以这杆秤现在的样子，最多也只能称到五两二。
那天夜里下雨。是入夏以后第一场大的，从十点多开始，一直到后半夜。雨打在他窗外那个铁皮雨棚上，很响，说话得提高嗓门——不过屋里没有别人。
他把台灯挪到桌子中间。那盏灯是他母亲留下的，铁的灯罩，里头刷着白漆，漆已经黄了，灯泡是他自己换的 LED，跟这个灯罩不配，光太白。
他坐在灯底下，把本子摊开，一行一行往下看。
十一个人。每一个后面都画了圈。
他忽然想到一件事：这个圈是什么时候画的。
如果是称的当时画的，那画圈就是“称过了”的意思。
如果是后来补的，那就是别的意思。
他把本子举到灯下，看那些圈的墨色。
有几个的墨比正文淡，有几个比正文深。不是同一次写的。
那就是说，圈是后来一个一个补上去的。
补的人是谁，什么时候补的，他没法知道。他只知道他自己那个圈——第一页倒数第三行，守拙，四两七——那个圈的墨色，跟名字是同一个墨。
也就是说，他这个圈，是称他的时候当场画的。
那年他多大他不记得了。本子上没写。
改秤的目的不是骗人。骗人要往重里改，让人多给钱。
这杆秤是往轻里封的——它设了一个上限。
到了五两二，就必须交出去。
他把这句话在心里说了一遍，觉得自己想通了一件二十年没想通的事。
然后他把秤放下，坐了一会儿，觉得刚才那么想有点太顺。
顺得像是他给自己找的一个说法。
（那本卦书我见过很多版本。
民国的排印本纸厚，刮起来吃力，得多走几遍。八十年代的这种最好刮，纸薄，墨浮在面上，一削就掉。九十年代以后有种胶版纸的，滑，刀片抓不住，容易滑出去伤到旁边的字。
伤到旁边的字就废了。
一定要只刮那五个字。）
四
四月到六月他跑了很多地方。
跑的目的说不清楚。他跟自己讲的是查清楚，可查清楚什么，他也说不上。他手上有三样东西：一张一九八六年的借据、一杆被改短的秤、一本被刮掉一爻的书。三样东西指向三个方向，或者指向同一个方向，他分不出来。
那两个月他每天下午还是去摆摊，上午跑。老曹问过一次。
“最近忙？”老曹说。
“忙点事。”
“哦。”
老曹把一只男鞋翻过来，看鞋底，摇了摇头，开始拆线。
他跑的第一个地方是旧书市。
城北那个旧书市每周六开，占半条街，卖的多半是教辅和过期杂志，古旧书只有三四个摊。天不亮就摆，中午前后收，去晚了好东西早被同行挑走了。
他去了七个周六。
头两个周六天气好，五月的早上，太阳还没上来，风是凉的，摊主们蹲在自己的书堆前面喝豆浆。第三个周六下雨，多半的摊没出，出了的都蒙着塑料布，他淋着雨从街这头走到那头，一无所获。第四个周六起了大雾，早上六点能见度不到三十米，他走到跟前才看清是什么摊。
七个周六他一共花了四百多块钱，买了九本书，其中六本没用。
那六本他到现在还留着。
第一本是在第二个周六找到的，民国二十三年的石印本，两页粘在一起，掀开的时候撕了一小道。
上九那一爻是空的。
刮法一样。只刮那五个字，注文没伤。
刮痕的边缘已经氧化发黄，纸的断面颜色跟周围一致——这个他懂，纸的新伤是白的，要几十年才会跟着一起变黄。
那道刮痕至少有几十年。
第二本是在城西一家旧书店。八十年代的，跟他那本是同一个版次，可能是同一批印的。
也是空的。
第三本是九十年代的胶版纸本。
也是空的——而且这一本的刮痕两边有两道很浅的滑痕，是刀片打滑蹭出来的。跟他自己在心里想过的那件事对上了：胶版纸滑，刀片抓不住。
他把这一本买了下来，三十五块。
第四本他没买。
那是在一家开在居民楼里的旧书店，老板七十多，姓陈，收的书堆到房顶，得侧着身子走。他把要找的说了，老板想了想，从里屋搬出一摞，让他自己翻。
第四本是九十年代末的，包了牛皮纸的书皮。
翻到蛊卦那一页，上九是空的。
他把书合上，坐在那堆书中间没动。
老板从里屋出来，看了他一眼。
“找着了？”
“找着了。”
“怎么不买？”
他没答。
他想说的是：他已经翻了四本，每一本都被刮了，刮法一模一样，从民国到九十年代末跨了六十多年，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干的，也不可能是同一批书被人挨着刮过——这四本的来路彼此毫无关系。
要么是有一群人，一代一代地在干这件事。
要么是有人在他之前，走遍了他现在走的这些地方。
要么——
他没想出第三种。
他从旧书店出来的时候天快黑了。
那条街在拆，两边的楼掏空了，窗洞黑着，墙上刷着大大的“拆”字，圈起来的那种。他沿着街走，脚底下是碎砖和玻璃碴，走一步响一步。
他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后面没有人。
他站了大概十秒，然后接着走。
那天晚上回到巷子里，老曹还没收摊。
“这么晚。”老曹说。
“嗯。”
“今天下午来了个人找你。”
他停住。
“找我什么事？”
“没说。”老曹说，“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多大年纪？”
老曹想了想。
“年轻。”他说，“比你儿子那么大吧。”
林守拙没有儿子。他没纠正。
（我第一次干这件事的时候手抖。
那一本我刮废了——刀片滑出去，把上面那一行的“用誉”两个字带掉了半边。
我把那一本烧了。
后来就不抖了。这种事跟别的手艺一样，做过几回，手自己就记住了。）
五
七月半那天他要过河。
这件事是四月里就定下的。他在他母亲那个铁盒里翻到过一张字条，不是借据，是他母亲的字：
“七月半，去对岸，把东西交了。”
底下没有日期，没有落款，也没写交给谁。
他母亲九八年走的。这张字条写在什么时候，他不知道。
对岸是老坟地。他祖父、他父亲、他母亲都埋在那边。
从城西过去有两条路：绕桥要走十二里，或者从老渡口坐船，一里多水面。
桥是九十年代修的。修桥以后渡口就废了，船还在，是村里一个姓吴的老头看着，偶尔有人要过就摆一趟，给二十块。
他选了船。
理由他后来想过：走桥更近，也更省事。他选船大概是因为他母亲那张字条上写的是“过河”，不是“过桥”。
也可能只是那天他不想走十二里。
那天下午起了云。
不是要下雨的那种云，是七月里常有的、堆在西边不动的积云，底下压得很低，颜色是灰紫的。太阳落到云背后去，天光一下暗了，可地面还热着——柏油路上蒸上来的热气能看见，路面在远处是晃的。
他四点收的摊。收摊的时候老曹问了一句去哪儿，他说去河那边。老曹哦了一声，没再问。
从城西到老渡口要走四十来分钟。他没坐车，走过去的。路过菜市场那一段，收摊的人正在冲地，水顺着坡往下淌，混着烂菜叶。再往前是一段没修的土路，两边是荒了的地，长着半人高的草，草上有虫叫，很密。
走到河边的时候天完全暗下来了。
七月半的傍晚，河上有灯。
放河灯的是下游那个村子，一年一回。灯是白纸糊的，底下垫一块木片，里面点一支小蜡，一盏一盏顺流下来，隔一段一盏，看不见头。
他到渡口的时候天刚擦黑。
渡口就是一段石阶，五六级，下到水里去，最下面两级泡在水下，长着滑腻的绿藻。岸边一棵歪脖子柳树，树身上系着缆绳。旁边有个窝棚，塑料布搭的，里头一张床板一个煤炉。
吴老头蹲在船边抽烟。他七十多了，光着上身，肩膀上有一块很大的旧疤。
“今天不摆。”吴老头说。
“为什么。”
“七月半。”吴老头说，“规矩。”
他多给了五十。
吴老头没接。他把烟抽完，在石阶上摁灭，然后接了。
“你到对岸干什么。”
“上坟。”
“上坟白天去。”
“白天来不及。”
吴老头看了他一会儿。他这个人林守拙认得——每年清明来一趟，摆两趟船，钱是记在本子上的，年底一起结。他老婆前几年走了，儿子在县城，一年回来两回。这些是林守拙在船上听他说的，零零碎碎，听了十几年。
他站起来，去解缆绳。解到一半又停下。
“规矩你知道不？”
“知道。”
“说说。”
“划你的，不回头，不数。”林守拙说。
吴老头把缆绳解开了。
“你自己划。”他说，“我不上船。”
他把桨递过来的时候补了一句：
“到了别急着回。等灯过完。”
船不大，四米上下，木的，漆早掉光了，露出发灰的木色。船底积着一层浅水，坐下去鞋就湿了。一支桨，桨柄被手磨得很圆。
他上船，把桨插进水里。
石阶那边吴老头蹲了回去，又点了一根烟。烟头的火在暗里是一个小红点，隔一会儿亮一下。
河面很平，几乎不流。天上没有月，云还压着，河水是墨色的，只有灯经过的地方能看见一小块被照亮的水面。
灯从上游一盏一盏漂下来。间隔不匀，有时候两三盏挨着，有时候隔很久才来一盏。从船边过去的时候，纸罩里的烛火晃一下，又稳住。
有一盏擦着船舷过去，他低头看了一眼。纸上写着字，墨已经被水洇开了，看不清是名字还是别的。
划到河心的时候船开始往下沉。
他看着船舷外侧的吃水线。
离船舷两指。
一指。
贴着船舷。
桨变沉了。
不是水的阻力大了——是桨在水里像在拖泥。他手背上的筋绷起来，每划一下，桨架就叫一声，一下比一下拖得长。
他没有停。
一里多的水面，平常划十来分钟。那天他划了将近半个钟头。
划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了一次，把手换到另一边，甩了甩右手。手心已经磨得发烫。
他往前看。对岸的轮廓在暗里是一道更黑的线，看不出远近。他判断不出自己划了多少，也判断不出还剩多少——水上没有参照物，这是他早就知道的事，做外业的人最怕在水上估距离。
也可能他判断得出，只是不想判断。
划到还有二三十米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歇手。
歇手的时候他低头看了一眼船边的水面。
水很静。船的影子铺在上面。
影子旁边，水面上有一圈一圈的涟漪。
小的，圆的，一个挨着一个，是人坐下去的时候压出来的那种。
他数到第四个就不数了。
规矩是不数。
他重新握住桨，划完了最后那二三十米。
后面那段他划得很慢，一下一下，桨入水的时候尽量不出声。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不出声。
船头撞上石阶的时候，船猛地一轻，浮了起来。
吃水线一下退回去两指。
他坐在船上没动，两只手还搭在桨上。
水面上五圈涟漪同时荡开，往岸边去。
他上了岸。
石阶是湿的。他借着上游漂下来的灯火，看见石阶上有水印，从水边一级一级往上。
一。二。三。四。五。
他停住了。
第六行还在往上走。
他站在那儿，等了很久。
风从河面上过来，不大，带着水汽，是凉的。上游的灯还在下来，一盏一盏，从他身后的水面上过去。
他没有回头看那些水印。
从渡口到坟地要走一段。
那是一条田埂路，两边是稻田，稻子刚灌浆，穗子还是青的，风一过就是一片沙沙。田里有蛙，叫得很吵，他一走近就停，走过去了又叫起来。
他走了大概一刻钟。
老坟地在一个缓坡上，二十来座，有的立了碑，有的只有一个土包。他祖父的碑是最老的一块，青石的，字被雨水冲得只剩浅浅一层。他父亲和他母亲的碑是水泥的，八几年和九八年立的，还看得清。
他把带来的东西摆在他父亲坟前。
那张一九八六年的借据。那本记骨重的线装本子。那杆秤——秤太长，他把秤杆和秤盘拆开，分两次摆的。还有他母亲那张字条。
他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
先烧的是借据。毛边纸，一点就着，卷起来，边上先黑。
本子烧得慢。线装的书难烧，得一页一页翻开来才行。他跪在那儿，一页一页翻，翻到某一页会停一下——那一页上记的名字他刚才在灯下看过很多遍。
十一个人。
烧到第七页的时候他把火吹旺了一点。
秤杆是枣木的，很硬，烧了很久。铜的秤星不烧，火过去以后一颗一颗掉在灰里，还是亮的。
他把那些星拨到一处，用一块石头压住。
字条最后烧。
那是他母亲的字。她的字他认得——她只上过三年学，写字的时候一笔一划，很用力，笔画的收尾处纸都被压出了印子。
“七月半，去对岸，把东西交了。”
他把它凑到火上。
火从纸角上去，走到“交”字的时候他松了手。
烧的时候他跪着，膝盖底下是湿的。
他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把东西交了”。他母亲那张字条上没说交什么，也没说交给谁。
也可能她要交的根本不是这些东西。也可能她写这张字条的时候，想的是让他去，而不是让他交。
这个他现在问不着了。
烧完他没有立刻走。
吴老头说等灯过完。他就在坡上坐着等。
灯是从上游村子那边放的，放了大概两个钟头，最后一盏过去的时候快十二点了。
他坐在那儿看着。那些灯顺流下去，隔一段一盏，在很远的地方还能看见几个亮点，再远就分不出是灯还是别的什么了。
他坐了两个钟头，什么也没想。这话不准确——他想了很多，但没有一件是想出结果的。
回程的船很轻。
他划得很快，十来分钟就到了。
石阶那边吴老头还在。他蹲在窝棚门口，煤炉上坐着一个铝壶，水开了在响。
“回来了。”吴老头说。
“回来了。”
“喝口水。”
他喝了半杯。水是烫的，有一股煤味。
（我刮的时候会想一件事：如果我不刮，会怎么样。
我想过很多回。
每次想到一半就刮完了。）
六
九月里他找到了第五本。
在一家开在地下室的旧书店。那家店没有招牌，从一栋老楼的侧门下去，十三级台阶。里头没有窗，四面到顶的书架，中间只留一条能过一个人的道。灯是白炽的，昏黄，照不到书脊的下半截。
地下室里潮。书店里那股味道是好几种东西混在一起的——纸的霉、墙灰、还有一点点煤油，大概是灯的问题。呼吸久了鼻子会有点堵。
墙上挂着一个温湿度计，湿度指着八十二。这种湿度存书是要坏的，他想说一句，忍住了。
老板是个跛脚的中年人，坐在门口一张藤椅上，膝盖上摊着一本账。
他把要找的说了。
“哪一卦？”老板问。
“蛊。”
老板抬头看了他一眼，看了大概两秒，然后低头继续记账。
“最里头那排，左手边第三格。”他说，“自己找。”
最里头那排书架前面堆着东西，得挪开才能过去。他挪了七八分钟。
左手边第三格，全是易学的书，压得很紧，抽一本要费点力气。他一本一本抽出来，翻到蛊卦，看上九。
第一本，空的。第二本，空的。第三本，空的。
第七本。
上九那一爻在。
五个字。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墨是印上去的，边缘齐整，纸面平的。
他把书拿到灯底下。
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没有刮痕，没有凹，指腹摸过去是平的。
这是一部民国三年的木刻本，比他见过的所有版本都早。
他把书举高了一点，好让灯照到那一行字。
举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手。
右手食指第一节的侧面，有一块茧。
不厚，但是硬，边缘发黄。他这只手写了三十几年毛笔字，笔茧在中指第一节，那一块他熟。
食指侧面这一块不是笔茧。
那是长年捏着什么小而硬的东西、并且反复用力刮出来的。
他把书放在膝盖上，把右手摊开，看了很久。
那块茧是老茧。以他自己的经验判断，二十年上下。
他没有立刻想明白。
他坐在那条只能过一个人的书道里，坐了大概十分钟。老板在门口翻账，纸响。
他想的是：二十年前他在干什么。
四十三岁那年他凑钱在城东买铺面，没成，定金没要回来。那是九年前。
再往前，五十二减二十，是三十二岁。三十二岁那年——
那一年他记不清了。
他记得他师父是那一年前后走的。老头姓什么他记得，长什么样也记得，可他记不起来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哪儿、说了什么。按理这种事应该记得的。
他记得那本卦书就是那前后到他手上的。怎么到的，不记得。
他记得他开始摆这个摊子。为什么开始摆，他从前跟人说过一个说法——说是没别的营生了。现在想想那个说法不太站得住：他三十二岁的时候在一家厂里做技术，工资不低，厂子是九年以后才倒的。
中间有一段是空的。空多长他说不好，也许几个月，也许一年。
那一段他不记得自己在干什么。
他试着回想那一年的天气、那一年吃过什么、那一年谁结婚了。想不出来。他能想起三十一岁的事，也能想起三十三岁的事，中间那一段是断的，像是——
他没有找到合适的说法。
他把手翻过来，又翻回去。
那本民国三年的书还摊在膝盖上，上九那一行完好地印在那儿。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他找了二十年的那句话，现在就在他手上。
“这本多少钱。”他问。
老板没抬头。
“你说多少。”
（我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记得一件事：有人跟我说过，找到那句话的人，会自己想通该怎么办。
我当时问他，想通了以后呢。
他说——
他没说完。他把书递给我，让我自己翻。）
七
他把书买下来了，两百块。
老板收钱的时候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慢走”，就低下头继续记账了。他上那十三级台阶的时候数了数，是十三级，跟下来时候一样——这是废话，可他还是数了。
回巷子的时候是傍晚。九月了，天黑得比夏天早，梧桐叶子开始落，巷子里已经积了薄薄一层，踩上去脆响。有几家在外头吃饭，桌子摆在自家门口，电扇拖着长长的插线板。老曹还在，正在给一只旅游鞋换鞋带，很细的活，他戴着老花镜。
“回来了。”老曹说。
“回来了。”
他把折叠桌支开，玻璃压上，摊子摆好。这个时候已经不会有人来算卦了，可他还是摆了，二十年了，摆完才算一天完了。
他坐下来。
他把那本民国三年的书从袋子里拿出来，翻到蛊卦那一页。
摊在桌上，玻璃底下的旧报纸透过来一点字，是二〇〇六年那篇讲测字的文章。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片刀片。
双面的，掰开的那种。他不记得这片刀片是什么时候放进抽屉的。
他把刀片的一面用布缠上，捏在拇指和食指之间。
角度二十度上下。
先横着走。
刮到第三个字的时候老曹说话了。
“老林。”
“嗯。”
“你那个女儿，考上了没有？”
林守拙没有女儿。
他停了一下，说：“考上了。”
“哪个学校？”
“外地。”
“好啊。”老曹说。
老曹低下头，接着穿那根鞋带。他手上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很脏，他一年也不擦一回。
五个字，一百下上下。
刮完他用指甲侧面把纸面压平，压了两遍，对着光看了看。
看不出毛。
他把书合上，收进摊子底下那个布袋里，跟别的几本放在一起。
那个布袋里现在有五本。
他把刀片包在一张方纸里，收进抽屉。
他没有扔。
为什么不扔，他说不好。
巷口那边的路灯亮了。这条巷子只有两盏灯，一盏在巷口，一盏在中段，中段那盏坏了三年没人修。
他抬起头，往巷口看。
巷口站着一个年轻人。
二十七八，白净，穿件洗得很旧的夹克，两只手插在口袋里，往巷子里看，没有往里走。
看那个站法，是已经站了一会儿了。
林守拙看着他。
他想起一件事：他自己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站到这条巷子口的。
想不起来。
他记得的是那天下午在下雨，他站在巷口没有伞，巷子里头有个老头在摆摊，看见他，抬手冲他招了招。
那个老头长什么样，他也想不起来了。
他抬起手，冲巷口招了招。
老曹那边的锤子响起来了。他换了一只鞋，钉后跟。一下，一下，不快。
老曹钉鞋跟的时候嘴里会哼东西，没有调，也听不出是什么。二十年了，林守拙从来没问过他哼的是什么。
梧桐叶子落了几片下来，落在玻璃上，他没有拂。
天还没黑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