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百二
墙上有一道压痕。
离地七十八公分，横着走，从这面墙到那面墙。
房子是八百二一个月，押一付三。
中介带我看的时候是三月，下午四点多。那天有风，是那种开春时候的风，不冷，但带着沙，吹在脸上有细微的颗粒感。城北这一片正在拆，几条街外的工地扬尘飘过来，天是黄白的，太阳有个轮廓但没有边。
楼在城北老区，六层，没有电梯，一九八几年的单位房，外墙的水刷石掉了一大块，露出里头的砖。楼前两排杨树，还没发芽，枝子在风里晃。树底下停着几辆自行车，落满灰。
楼道里堆着自行车和几袋没人要的旧衣服，声控灯坏了两盏，得跺脚跺很重才亮。三楼的楼道窗玻璃缺了一块，用硬纸板糊着，风从边上漏进来，纸板一鼓一鼓。
房东姓吴，五十来岁，自己开门等在里头。他不像中介那样先说好话。他站在客厅当中，两只手插在羽绒服口袋里，第一句就是：
“这屋一直租不出去。”
中介在旁边咳了一声。
“我先说清楚，”吴先生说，“省得你住两个月又搬。”
我问为什么租不出去。
他抬下巴指了指卧室：“那根梁。”
我进去看。卧室不到十二平米，一根横梁从天花板上横过去，正好在床的位置上方。梁是明的，没做吊顶，混凝土的，往下探出大概二十五公分。老楼都这样，结构梁不藏。
“就为这个？”我说。
“看过的都嫌。”他说，“说压着。”
我做测绘的，在市院跑外业，一年有小半年在野地里蹲点位。梁压床这种事我听过，我们院里有个师傅信这个，选办公桌都要挑没梁的位置。我不信。我看那根梁，看见的是它的宽度和它离地的高度，那是两个可以量的数。
“八百二？”我说。
“八百二。”
我签了。合同上写的起租日是三月十六。
签完吴先生把两把钥匙给我，说楼下信箱那把丢了，配一把要二十块，你要配自己去。他说完就走了，走得挺快。中介在楼下跟我说，这房子他挂了三年，一直挂着，价没降过，也不肯降——按理三年租不出去，早该降了。
楼下有个早餐铺，就在单元门斜对面，铁皮棚子搭的，老板两口子，河南人。豆浆三块五，油条两块，一个茶叶蛋一块五。
老板姓什么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只知道他老婆叫他老陈。老陈炸油条，他老婆擀面、收钱，两个人配合得像一台用了很多年的机器——她一伸手，他就把漏勺递过去，谁也不用说话。他们有个儿子在南方念书，这个我是后来听来的，老陈提过一次，提的时候手上没停。
我第一天搬东西下去买了一份，站在铺子边上吃完，把碗还回去。老板说，新搬来的？我说是。他说六楼那家搬走好些年了，你住几楼。我说三楼。
我说完就走了。走了两步我才想起来我该问一句六楼那家怎么了。做我们这行的，习惯是把数据收全了再说话；可有些时候你光记得收数据，就把该问的话漏了。这个毛病我到三十一岁也没改。
搬进来那天我把屋子量了一遍。
这是职业病，改不了。我住过的每一个地方我都量过——租的、买的、出差住的招待所。量完画一张图，标上尺寸，存在电脑里的一个文件夹里，那个文件夹叫“住处”，从二〇一四年建的。
这套房的数据是：客厅四米二乘三米六，卧室三米四乘三米四，厨房和卫生间各不到四平米。层高两米六五。那根梁：宽十八公分，下探二十四公分，梁底离地两米四一。
床是房东留下的，木架子的旧床，一米五宽。原来的位置是顺着西墙摆，床头靠西墙，梁正好横在床的中段上方——躺下去，梁在你腰那儿。
我把床挪了，挪到北墙下，床头靠北墙。这样梁就在脚那头。
我不是因为忌讳。我是因为北墙是实墙，靠着睡踏实，而且插座在那边。
第一个星期没什么事。
我早上七点出门，走十分钟到公交站，坐三十四路到院里。跑外业的日子五点多就走，能赶上早餐铺开门。晚上回来六七点，做饭或者不做饭。楼上住着个老太太，姓什么我不知道，偶尔在楼梯上碰见，她在扶手上歇，我说您慢点，她嗯一声。
她上楼要歇三回。第一回在一楼半，第二回在二楼半，第三回在自家门口。我数过——不是我要数，是我上下楼的时候正好撞上过好几次，撞多了自己就记住了。有一回我提着两桶水上去，路过她那儿，她说你歇会儿，我说不用，她说年轻人也得歇。我就站着歇了一会儿。那一会儿我们俩都没说话，楼道里只有她的喘气声。
我后来想过要不要帮她拎点东西，想过好几回，一次也没开过口。
院里那阵子在做一个乡镇的地籍图，我负责其中两个村的外业。跑外业就是背着仪器在地里走，一天走两三万步，回来腿是木的。那两个村隔得远，来回一趟四个钟头。
三月二十三那天下午我在家，画院里一个项目的图，画到四点多，抬头歇眼睛。
那天是晴的，能见度不错——我在窗口能看清三公里外那座水塔，这在这个城市一年也没几天。西晒进来，屋里的温度比早上高了四五度，我把窗开了一条缝，风从缝里进来，把图纸的一角掀起来。
卧室门开着。下午的光从西窗进来，斜的。
梁的影子落在床上。
一道，暗的，跟梁差不多宽，横在床单上，位置大概在床的中段偏脚那边。
我看了两眼，随手从抽屉里摸出一卷医用胶带——那是上个月脚崴了买的，剩了大半卷——撕了一条，贴在影子边上。
没什么用意。我们干这行的，看见一条边就想标一下。
二｜标一下
第二天下午四点多，我进卧室拿东西，顺眼看了一下。
影子在胶带外面。
往枕头那头挪了大概两公分。
我又撕了一条贴上。
那个星期院里在赶一个地形图的活，甲方催得紧，我连着加了四天班。回来都八九点了，天早黑了，没有影子可看。
那几天在下雨，春雨，不大，下下停停。楼道里的水泥地一直是潮的，鞋踩上去有印。我每天回来先在门口跺两下脚，一是抖水，二是把声控灯跺亮。
到第二个星期我才想起来这事，专门腾出下午在家。
四点十分左右，影子出来了。它在我贴的第二条胶带外面，又往枕头那边挪了。我量了一下，从第一条到现在，一共挪了将近八公分。
那个星期我贴了五条。
胶带是白色那种无纺布的，粘性一般，贴在床单上一撕就掉。我改成贴在床沿的木框上，位置对着影子的边界，用铅笔在胶带上写日期。
我知道太阳一年里的高度角在变，这个不用查。三月底到四月，太阳赤纬往北走，中午的高度角每天升高零点三到零点四度左右，同一时刻打进来的光角度是变的，影子当然会挪。
我算过一次。按这栋楼的纬度、按窗的方位、按梁的位置，同一钟点的影子每天该往哪个方向挪多少，是可以算出来的。
算出来的方向不对。
我算的是往南挪，实际是往北。也就是往枕头那边。
我把参数重算了两遍，考虑了窗台的高度和上一层阳台的遮挡。还是不对。
那两天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把方位记错了。我拿指南针核了一次，西窗就是西窗，偏北七度。没记错。
也可能是我算的模型太糙。楼间距、对面楼的反射、玻璃的折射，这些我都没算进去。一个下午的影子，本来也不该拿点位测量那套东西去套。
我这么跟自己说过。
第三个星期开始我每天贴。
阴天也贴。阴天没有直射光，按说不该有影子，可它在——很淡，但边界是清楚的，位置也在往前挪。
晚上开顶灯，影子也在那个位置。顶灯在客厅，卧室的灯在梁的另一侧，从几何上说它投出来的影子应该在反方向。
这一条我没算。我也没再算。有些东西你算了两遍还不对，第三遍就不想算了。
我出了一趟差。
四月十一到十七，去邻县做一个矿区的复测，七天。走之前我把胶带的位置拍了照，把最后一条贴好，锁门走了。
那个矿区在山沟里，四面是剥了皮的山，坡上寸草不生，全是灰白的矸石。白天太阳晒着，地表温度能到四十几度，仪器架在三脚架上，屏幕烫得看不清。晚上住的是矿上的招待所，一间屋两张床，窗户对着排土场，风一起，屋里落一层灰。
第五天夜里下了场雨，山沟里起雾，第二天早上什么都测不了，我们在屋里坐了半天。
回来是十七号晚上，很累，进门倒头就睡。
十八号下午四点多我进卧室看。
影子在枕头上了。
我把这一个多月贴的胶带全撕下来，一条一条，按顺序摆在地板上。
四十一条。
我蹲在地板上看那四十一条。
间距不是匀的。
大部分是每天两公分上下，很规律。可中间有一段，六七条挤在一起，间距只有别处的三分之一还不到；那一段前后的间距又特别大。
我数了那段挤在一起的：七条。
我拿手机翻日历，倒着数。
四月十一到十七。
那七天我不在这屋里。
门锁着。钥匙在我兜里，跟我一起在矿区的招待所住了七夜。
我把那四十一条胶带按顺序粘回了一张 A4 纸上，标上日期，收进“住处”那个文件夹。
纸质的那份我夹在图纸夹里。
那天晚上我下楼买了瓶啤酒，在早餐铺门口的塑料凳上坐着喝完的。铺子晚上不开，凳子摞在棚子底下。老板娘出来倒垃圾，看见我，说，这么晚还没睡。我说睡不着。她说年轻人少熬。
三｜那块空地
客厅西墙上有一块光斑。
每天上午十点前后出现，椭圆的，巴掌大。是对面那栋楼的反光——那是一九九几年盖的一栋写字楼，六层，整面玻璃幕墙，蓝绿色的那种，本地人管它叫玻璃楼。
我搬进来第一个月就注意到它了。它很规矩：晴天就有，阴天没有；上午十点前后到，十点半就过去了。
夏天它在低处，接近踢脚线。冬天它爬到一米五。一年上下走一趟。
我开始标它是搬进来的第二年。
方法很简单：每月一号上午十点整，用铅笔在光斑中心点一个点，旁边写月份。铅笔用的是 2B，点得很轻，不影响墙面。
标了三年，三十六个点。
我知道这个形状是什么。
三十六个点连起来是一个细长的8字，上下两个环，中间交叉。这个叫日行迹——地球轨道偏心加上黄赤交角，同一钟点太阳在天上的位置一年画出来的就是这么个东西。天文台会拍这个，一年拍一次，拍十二次或者更多。
我在自己家墙上用铅笔画出了一个日行迹。这件事让我挺得意的。有一回院里聚餐我跟人说过，桌上七八个人，没人听懂。
有个刚毕业的小姑娘问我，那有什么用。她是那年新来的，学地信的，戴眼镜，跑外业穿一双白鞋，第一次下地回来鞋就废了，她心疼了好几天。她问那句话的时候是认真的，不是抬杠。
我说没什么用。
她说哦。然后她说，那还挺好的。
我当时没接上话。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在一张饭桌上说了件没人听懂的事，末了被一个刚毕业的姑娘说了句“那还挺好的”——我端起杯子喝了口水，把这事岔过去了。
后来我想，她那两句都问得对。我标那三十六个点，一开始确实是没什么用；而没什么用，确实还挺好的。
第四年的一月一号，光斑没动。
跟去年十二月那个点在同一个位置。
我以为是我记错了，翻了本子核对。没记错。
二月一号还在原地。三月，四月。
到五月我下楼去了一趟对面。
那栋玻璃楼底下现在是个社区服务中心，一楼有个办事大厅。我进去问了值班的人，人家不知道，让我去问物业。物业在后头一个小院里，办公室里坐着个中年男的，我说我是对面楼的住户，想问一下这栋楼的幕墙什么时候改的。
他调了记录，看了一会儿。
“三年前就改了，”他说，“二〇二二年下半年，投诉太多，说反光，改成实心墙了。”
“整面都改了？”
“朝北那一面全改。”他说，“你们那边就是朝北这面。”
我出来站在马路对面看。
那天是五月里少有的好天，云很高，一丝丝的，风也小。这种天最适合外业——通视好，折光小，测出来的数据能用。
浅灰色的涂料墙，一块玻璃都没有。窗是后开的小窗，退在里头，装的是普通白玻，很脏。墙面上有几道竖着的水痕，是雨水从女儿墙上淌下来冲的，颜色比周围深。
那面墙上不可能有反光打过来。
我回家看墙。
三十六个点还在，铅笔痕很淡但都在。
我拿卷尺量了那个8字的交叉点——就是日行迹中间那个交点，一年里太阳两次经过同一位置的那个点。
离地一米一。
床头就在那个位置。
我搬进来的时候床是靠西墙的，我把它挪到了北墙。
北墙这个位置。
挪床是在第二年——具体是第二年的五月，我记得清楚，因为那次挪床我把腰扭了，请了两天假。
也就是说，我标那三十六个点的时候，那个交叉点还什么都不是。它是我第二年才把床挪过去的。
那天晚上我把三年的照片都调出来看了一遍。
我每次标点都拍一张，习惯。三十六张，日期都在。第一年那十二个点标的时候，墙下面是空的，床在西墙那边，靠北墙这一侧摆的是一个书架。
我把书架的位置也标出来，对了一下。
交叉点不在书架上。它在书架和墙角之间那块空地上，离地一米一的高度。
那块空地上什么都没有，直到第二年五月我把床挪过去。
四｜也是空的
我决定做一次二十四小时的连续记录。
那天是六月十四号，星期六，我不用上班。前一天晚上我把要用的东西都摆好了：本子、两支笔、卷尺、手电、一个温度计、手机充电宝，还有一个保温杯，泡的是院里发的那种茉莉花茶，很难喝，但泡一次能喝一天。
我在客厅摆了张凳子，位置选在能同时看见卧室门和客厅西墙的地方。卧室门开着，灯不开。
从六月十四号早上八点开始。
八点：晴。西墙无光斑（时间未到）。梁影未出现。屋温二十六度。
八点半：楼下早餐铺收摊的声音。老板拖铁皮，很响。这个铺子每天八点半准时收，一年三百六十天，只有大年初一到初三不出摊。
九点：无。
十点整：光斑出现。位置与上月同，一米一，交叉点上。持续到十点二十七分消失。
十一点：无。
十二点：我下楼吃了碗面，二十分钟回来。回来的时候楼道声控灯还是不亮，跺了三次。
下午的记录我写得很细，细到没有意义。
我记了云的变化：一点到两点是积云，块状的，往东南走；两点半以后云底压低，颜色转灰；三点四十太阳被遮了七八分钟，屋里暗下来，然后又出来。我记了对面楼的窗户开了几扇（十一扇，其中三扇是纱窗）。我记了楼上老太太走动的声音——她下午三点多在阳台上收衣服，拖鞋蹭地的声音很清楚。
我还记了温度。八点二十六度，中午三十一，下午四点三十二度，是一天里最高的。屋里没有空调，我把两扇窗都开了，穿堂风从东边的门缝走到西窗，能感觉到，不大。
四点十二分：梁影出现在床上。位置：距床头四十一公分。
（我现在每天量这个数。它已经从最初的一米一走到四十一公分了。速度不匀，平均每天两公分不到。）
四点四十：光变弱。影子边界模糊。
五点二十：影子消失。
晚上我做了饭，吃完了洗了碗。
七点到十点我在客厅看了两部纪录片，一部讲南极的，一部讲修故宫钟表的。中间起来上过两次厕所，接过一个电话，是我妈打的，问我端午回不回去。我说回。
十点半我把灯关了，坐回凳子上。
十一点：无。
十二点：无。楼下有摩托车过去。
一点：无。
一点到三点是最难熬的。
窗外的声音一层一层退下去。十一点还有电动车，十二点还有说话的，一点以后就只剩底噪了——远处国道上的车，隔很久一辆，声音从西边过来，拖得很长。
夜里起了点风。西窗那扇没关严，玻璃跟窗框之间有一处松，风大一点就响一下，不是很规律。我起来把它别紧了，回来坐下，过了十几分钟它又响了。
什么都没有。屋子里很静，能听见冰箱的压缩机。它每隔二十来分钟启动一次，嗡一阵，停。我记了三次启动的时间，间隔分别是二十三分钟、二十一分钟、二十四分钟。
我起来倒了两次水。第二次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卧室——门开着，里头是黑的，床的轮廓能看出来，别的看不清。
我坐回去。
保温杯里的茶已经泡得很苦了，我又添了一次水，添完把杯盖拧上，拧到一半停住——我忽然想到我这三年在这间屋子里干的所有事情，量墙、贴胶带、标铅笔点、撒灰、拍照片、把数据存进那个叫“住处”的文件夹，全部加起来，其实只回答了一个我从来没问出口的问题，而那个问题不是“这屋子怎么了”。
我把杯盖拧紧了。
两点四十：无。
三点整：无。
三点十分：无。
三点十五。
三点十六分：无。
三点二十：无。
我在本子上写完“三点二十：无”，坐了一会儿，然后翻回去看前面那几行。
三点十五那一行是空的。
我记得我在三点十分写了“无”，我记得我在三点十六分写了“无”。中间那一行我没写。
我不记得我为什么没写。
也可能我看了表，觉得没什么可记的，就跳过去了。这种事我干过——记录做久了会走神，尤其是后半夜。
可我那晚每一分钟都在记。三点整、三点十分、三点十六、三点二十。就那一行是空的。
我把本子拿到台灯底下看。
那一行不是空白。
有压痕。
纸上有笔尖压过的印子，很浅，是写过一行字然后——不对，写过的字不会自己没有。
是隔着上面一张纸写的。上一页写过什么，压到了下一页。
我翻到上一页。
上一页是我下午的记录，最后一行写到“五点二十：影子消失”，后面是空的。
那压痕在这一页上，对应的位置，也是空的。
五｜七十八公分
七月我在门槛上撒了灰。
起因是我发现了别的事。
我这套房的户型是这样的：进户门朝东，开门就是客厅，客厅的西头是那扇窗。门和窗差不多在一条线上。楼道那头是楼梯口，从楼梯口到我家门是一条直的走道，六米多。
也就是说，站在楼梯口能一眼看穿我家客厅到西窗。
这个我早就知道，没在意。让我在意的是门槛。
进户门是老式的木门，下面有一道木门槛，凸出来大概三公分，磨得溜圆。门槛中间有一道凹。
我拿卡尺量了。最深处三点二毫米。
我做了个估算。
这种硬木——看纹路像是水曲柳——要在门槛上磨出三点二毫米深、二十公分宽的一道凹，需要多少次踩踏。我查了些木材磨损的数据，做了个很粗的估计，量级在几万次。
这套房空了三年，我住了三年多。
我一天进出两趟，早上出门晚上回来，一年算七百次。三年两千一。
差了一个数量级。
当然，这是上一任住户留下的。房子是八几年的，四十年，谁知道住过多少人。这个我想得通。
我想不通的是另一件事。
七月的天气跟三月完全是两回事。这栋楼是砖混的，外墙没有保温层，西晒进来，屋里到下午能有三十五六度，晚上十一二点还退不下去。我买了个落地扇，摆在客厅对着卧室吹，风扇转起来有一点松动的哐哐声。
那阵子经常半夜下雨。雷不大，雨来得急，砸在铁皮棚子上——就是楼下那个早餐铺——很响，隔着三层楼都听得见。下完了空气里全是土腥味。
我撒了灰。
从灶上取的——我这儿没有灶，是我下楼在早餐铺跟老板娘要的，她烧蜂窝煤，炉膛里有细灰。我说要一点灰，她问干什么，我说做实验。她给我盛了半塑料袋。
我用筛面粉的细筛过了一遍，晚上睡前撒在门槛上，从门框一边到另一边，铺满，抹匀。厚度大概两毫米。
抹的时候我想起小时候的事——我妈在灶间筛面，筛子在盆上头来回晃，面落下去是一层一层的。她筛完要用手背把面推平，说这样看得出有没有虫。
我用手背把灰推平了。
第二天早上——不对，我得说清楚：我撒完灰之后，是从门槛上跨过去、进屋睡的。
早上我开门。
灰上有印。
我的鞋印，跨出去的方向。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屋，从图纸夹里拿出记号笔，在灰的旁边、门框内侧的木头上画了一道，标了日期。
那天晚上回来，我从灰上跨进屋。
第二天早上开门看。
灰上有两组印。一组朝外，一组——
没有第二组。
只有朝外的。
昨天的印被我今天的踩乱了一点，但方向都是朝外。没有一个是朝里的。
我又试了三天。
三天，每天早上跨出去，每天晚上跨回来。三天以后灰上有四组朝外的印，没有一组朝里的。
这个我没办法算。
我给自己找过说法。也许我回来的时候跨的步子大，落脚落在灰的外面；也许我晚上开门的动作把灰扫开了；也许门轴那边的灰本来就薄。
第四天晚上我特意慢慢地、正正地踩在灰的中间。
第五天早上，那儿是空的。
八月我开始拍北墙。
北墙就是我床头那面墙。它内侧有一块潮斑，一人高，上头窄下头宽，边缘是深褐色的。
我搬进来第一年夏天刷过一遍漆，白的，两遍。第二年它又出来了，形状一样。第三年我又刷，第四年又出来。
今年我没刷。我开始拍照。
拍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前面几年我也拍过——刷漆之前都会拍一张存着，这是习惯。
我把电脑里的照片调出来。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加上今年，一共五张。
在图像软件里叠起来。
前四张的轮廓几乎完全重合，边缘误差不到一公分。
第五张不对。
矮了一截。
我又找出了更早的。
我搬进来之前，中介发过一组房子的照片，我当时存了。里头有一张拍的是卧室，能看见北墙下部。我把那张也调出来，按门框的尺寸标定比例，量出了潮斑的高度。
加上这几年的，一共八张。
我把八张按年份排开，一张一张量高度，写在本子上：
一米七二。
一米七二。
一米七二。
一米七二。
一米七二。
一米七二。
一米四九。
一米一。
我盯着这串数字看了很久。
一米一。
那个数我在别的地方写过。日行迹的交叉点，离地一米一。
我把卷尺拉出来，从地面往上量到潮斑最高处。
一米一。
床头就在这个高度。
六｜然后他开口了
九月一号我把床挪开了。
床是靠着北墙的，挪开之后，墙根那一段露出来。
我拿手电照。
踢脚线和墙面之间有一道缝。
不宽，两指。我把手指伸进去，进到第二个指节，没有摸到底。
我拿一根钢卷尺往里探。卷尺伸进去一米二，还是空的。
北墙是山墙，外面就是隔壁那栋楼的防火间距，一米八。也就是说，这道缝往里一米二的时候，应该已经在墙体外面了。
不可能。
我用小锤敲了敲踢脚线上方的墙面。前面三十公分是实的，再往上，空的。
我先没撬。
我做了三天准备，这三天我干的事是：把北墙从里到外量了一遍，量到毫米；查了这栋楼的原始图纸——市院有存档，我托同事调出来看了一眼；对着图纸核了北墙的位置和厚度。
图纸上北墙是二百四十的砖墙，加两面抹灰，二百七十。我从室内量到室外——下楼绕到楼后，隔着一米八的防火间距，用激光测距仪打对面那栋楼的墙面，再减去间距，反推我这面墙的外皮位置。
反推出来的厚度是九百二十。
比图纸多六百五。
我把这个数算了三遍。第三遍算完我把仪器收了，上楼，坐在客厅里。
也可能是这栋楼后来加固过。八十年代的房子加固很常见，外墙加一层构造柱和圈梁，把厚度做上去。图纸是原始的，改造不一定归档。
这个说法我信了两天。第三天我下楼绕到后面，把那面外墙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有加固的痕迹。加固过的墙看得出来，抹灰的年代不一样，构造柱的位置会有竖向的色差。
那面墙是原样的。
我用撬棍撬开了那块踢脚线。
后面不是砌体。
是墙纸。
浅绿色，印着小碎花，很旧，靠下那一片起了黄斑。
我认得这个花色。
我小时候家里贴的就是这种。八十年代末，我们家搬进单位分的房子，我妈买了几卷墙纸，自己糊的，糊得不平，边角对不齐。她糊了三天。
我在那间屋里住到七岁。
我伸手摸了摸那张墙纸。
纸是干的，脆的，一按就往里陷。后面是空的。
我用美工刀在纸上划了个十字，划开，把刀伸进去探。刀身全进去了，没碰到东西。
我把那块墙面往两边撬开。这一段花了大概四十分钟——外面那层是石膏板加龙骨，后面还有一层旧的木板墙，木板已经酥了，一撬就碎。碎屑落了一地，很多灰。我戴了口罩，还是呛。
撬出一个大概六十公分见方的洞。
洞里是黑的。
我拿手电照进去。
一间屋子。
不大，看着比我这间小。地上是水磨石，不是瓷砖。屋里有一张床，小的，一米二那种，靠着对面的墙摆着。
床上方有一根梁。
梁的影子落在床上。
洞里有味道。
不是霉味，也不是老房子那种土腥。是干的、纸一样的味道，跟旧书箱打开时候差不多。有一点凉气从洞里出来，我拿手背试了试——比屋里低，低多少说不好，两三度吧。
我在洞口蹲了很久。
我拿手电从外面把里头能照到的地方都照了一遍，照了三回。第一回照墙，第二回照地，第三回照那张床。
我给自己找了两个不进去的理由。一个是安全——这后头是什么结构不清楚，楼板承不承得住不知道。另一个是没必要——我已经看见里头是什么了，量一量、拍两张照，报给房东或者报给街道，让专业的人来处理，这才是正常人的做法。
第二个理由我自己都不信。
我掏出手机想拍一张。屏幕上是黑的，什么都没有——不是没对上焦，是那个方向上手机拍不到东西。我换了角度，还是黑的。我把手电和手机一起对进去，屏幕上有光斑，但光斑照亮的地方在照片里是空的。
我把手机收了。
我爬了进去。
洞不高，得侧着身子。爬进去的时候我把手电掉了一次，捡起来。
站起来之后我先照墙。
北墙——这间屋子的北墙——上有一块潮斑。
我拿卷尺量。
一米一。
床上有人。
被子鼓着，很小的一团。
我站在那儿没有动。手电我压低了，照在地上。
床上的人翻了个身。
然后坐起来了。
是个孩子。看着六七岁，头发很短，睡得脸上有印子。他看着我，不害怕，就是有点没睡醒。
我该说点什么。
我张了张嘴，没有出声。
我在想的是别的事：这间屋子的层高、这张床的尺寸、那根梁离地多少。我在心里量。层高比我那间矮，两米五上下。床是一米二的，靠西墙。梁下探得比我那根少，大概十八公分。
这是职业病，我说过。
我还在想一件更没用的事：这间屋子的朝向。北墙在我背后，那扇窗应该在——我转过头去找窗。
没有窗。
四面墙。门也没有。
孩子看着我。
我看着他。
然后他开口了。
七｜它每天都在那儿
他叫的那个名字，我有三十多年没听人叫过了。
那是我七岁以前的小名。我妈叫的。
那两个字不好写，是方言里的音，普通话里没有对应的字。我上小学填表的时候试过写，写不出来，后来就不用了。我爸不叫这个，他直接叫我大名。我奶奶叫过几年，她九几年就走了。
我妈走了十一年。
除了她们两个，没有第三个人这么叫过我。同学不知道。我媳妇也不知道。
我们分开是在第四年上，办手续那天下着雨，出来以后她说要不要吃个饭，我说好，我们就在民政局对面那家面馆一人吃了一碗面。吃完她说，跟你过了六年，我觉得你什么都没跟我说过。
这话不全对，但也不能说错。
我那时候想说的是：不是不说，是我以为那些都不算事——影子挪了两公分不算事，墙上多个点不算事，一个人小时候被叫过什么也不算事。我把这些都收着，收了三十年，收成了一个文件夹，谁也没给看过。
我没说。我把那碗面吃完了，付了钱，看着她打车走的。
孩子叫了一声，然后又躺回去了，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
像是他每天都这么叫一声，然后接着睡。
我没有过去。
我站在那间屋子里，站了大概十分钟。手电的光圈在水磨石地上，照出一块黄。
梁的影子横在那张小床上，正好在他腰那儿。
我想量一下那道影子距床头多少。我摸口袋，卷尺不在身上，落在洞那边了。
我没有回去拿。
后来我从洞里爬回来了。
爬出来的时候我在洞口回头看了一眼。手电还开着，光圈在水磨石地上。那张床看不清了——我这个角度只能看见床脚。
我没有再照过去。
我把踢脚线合回去，用几颗钉子固定住。钉子是从工具箱里翻出来的，五公分的圆钉，钉了六颗。钉完我把接缝处用美纹纸贴了一道，又撕了——贴上去太显眼。
然后我把床推回原位。床腿在地上蹭出声音，跟三年前我挪它的时候一样。
这些做完天已经亮了。
我下楼买了豆浆。
三块五。老板还是那个老板。铁皮棚子，塑料凳，油锅在响。
我说来一份豆浆一根油条。
他拿了个碗，一边舀一边说：“钱不用给了。”
我说怎么了。
“你这豆浆钱，”他说，“三年前就付清了。”
我问他什么意思。
他没抬头，还在舀。
“三年前有个人来，”他说，“在这儿站着喝完一碗，把钱压在碗底下走的，压了一沓。我数了，说太多了，他说不用找。”
“三年前哪个月？”
他想了想。
“不记得了，”他说，“反正天冷。”
外面天刚亮透。这个季节六点多太阳就上来了，光是平的，从东边的巷子口直着射过来，把整条街照成两半——一半亮得刺眼，一半还在楼影里。铺子在影子这边。
油锅在响。老板娘在里头擀面，案板一下一下。
我端着碗站在铺子边上。
我又问了一句：那个人长什么样。
他把油条从锅里捞出来，甩了两下油。
“记不清了，”他说，“天冷，戴着帽子。”
我说哦。
“那时候还是三块。”他说。
我说什么三块。
“豆浆，”他说，“那时候三块，前年才涨的五毛。”
豆浆很烫。这家的豆浆一直很烫，得吹。我吹了两口，等它凉。
马路对面那栋楼的墙是浅灰的。没有玻璃。
单元门里有人出来，是楼上那个老太太，拎着垃圾袋，往垃圾桶那边去。她从我旁边过去，没看我。
也可能是没注意。她眼神不好，走路一直看地。
我把豆浆喝完了。
老陈把油条捞出来搁在铁架子上沥油，他老婆在里头擀面，案板一下一下，两个人还是谁也不用说话。
我看了他们一会儿。人这一辈子能把一件事做到不用说话，其实是很难的。
我低头吹了吹碗里的豆浆。
起风了。是早上那种风，凉的，从巷子里穿出来，把棚子边上挂的塑料布吹得鼓起来。街对面有人在扫地，扫帚声一下一下，很慢。
铁皮棚子上头有个洞，是去年冰雹砸的，老板一直没补。太阳从那个洞里下来，落在铺子的水泥地上，一小块，圆的。
风把塑料布吹开的时候，那块光会晃一下，然后定住。
它每天都在那儿。